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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地面,穿过空地,进入主楼后再上楼。
晚宴结束前,大家又善意地和西莉亚开了一阵玩笑,说她“双料的升迁”。
回家时由安德鲁开车,他对西莉亚说,“多年前,你决定把自己的事业同萨姆拴在一起,如今已完全证明你这决定很有眼光。”
“是啊,”西莉亚说,接着加了句,“最近我为他担心。”
“为什么?”
“他比从前紧张了,碰上不顺心的事就烦得要命。我想这两种情况同他身负重任有关。不过他有时还一声不吭,好像有心事又不愿告诉人。”
“即使不为萨姆的心思操心,你的担子也已够重了,”安德鲁提醒她。
“我想你说得对。乔丹大夫,你一天比一天聪明了!”西莉亚感激地捏了捏丈夫的胳膊。
“别挑逗开车人的情欲,你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安德鲁对她说。
过了几分钟,他又问,“提起把事业拴在命运之星上,那个把他事业拴在你身上的小伙子怎么样啦?”
“你是指比尔·英格拉姆?”西莉亚笑了。她总记得英格拉姆初次得到她好感的情景——那还是在纽约与四方·布朗广告公司举行的会议上。“比尔一直在国际业务部工作,是拉丁美洲那一摊的主任。我过去担任过这个职务。我们正在考虑提拔他,把他调到药品销售部门去。”
“不错。看来他的命运之星也选对了。”安德鲁说。
西莉亚正为自己的晋升感到高兴,插进了一件令她哀伤的事:特迪·厄普肖在伏案工作时因心脏病发作死了。
特迪死前仍旧是门市产品销售部的经理。他对这个职务相当满意,干得很愉快也很出色。他如不死,一年之内就可退休了。西莉亚对特迪的死很悲痛,她以后再也听不到他生气勃勃的声音,见不到他那走路时坚定有力的脚步,也看不到他谈兴正浓时像弹跳着的球一样的圆脑袋了。
安德鲁随西莉亚和公司的其他人参加了特迪的葬礼,伴送着灵车去基地。这是三月里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雨下得很大,寒意袭人。送葬的人们撑着被风吹得摇晃的雨伞,在外衣里瑟缩着。
落葬后,几个人去了厄普肖的家,西莉亚、安德鲁也在内。特迪的妻子佐伊这时才把西莉亚拉到一旁。
她说,“乔丹太太,特迪生前非常敬慕你,他觉得在你手下工作是一种荣耀。他常说,只要你在费尔丁·罗思,这公司就总有一颗良心。”
听了这话,西莉亚很感动。她回想起十五年前第一次注意到特迪的情景。
那时她在沃尔多夫的推销人员大会上刚发了言,就当众受到羞辱,被责令离开会场。往外走时,她看到有几个人脸上露出同情的神色,厄普肖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也非常喜欢特迪。”西莉亚对佐伊说。
安德鲁后来问起西莉亚,“厄普肖太太给你讲了些什么?”
西莉亚告诉了他,还说,“我不是总够得上厄普肖心目中的典范人物。我还记得你我在厄瓜多尔那次吵架,那次争论。当时你指出我有些方面没考虑到道德良心。你那话很对。”
安德鲁纠正她说,“那时我们两人都对,因为你也提到一些我做过的和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不过我们俩都不是完人。我倒同意特迪的看法,你就是费尔丁·罗思的良心,在这点上我为你感到自豪,希望你永远这样。”
四月给全世界捎来了大好消息,从小范围的意义上说,对费尔丁·罗思也是如此。
越南的战事结束了。对不习惯于吃败仗的美国来说,这是场惨败。杀戮的悲剧收了场,面前的任务虽说艰巨,但不那么血腥残酷。这就是医治国家的创伤——自南北战争以来,数这次创伤在国民中造成的分歧最剧、造成的痛苦最深。
一个晚上,安德鲁和西莉亚在看电视,看完美国军人终于蒙羞受辱地全部撤出西贡的情景,安德鲁预言,“创伤造成的痛苦在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完结。对于我们卷入越战是否正确这一问题,从现在起,两百年以后历史学家们还会争论不休的!”
“我知道,我的话出于私心。”西莉亚说,“不过我想到的只是谢天谢地,战争总算在布鲁斯到达服役年龄前结束了!”
过了一两个星期,费尔丁·罗思最高层的人们感到万分喜悦。他们得到消息,蒙泰尼那药已在法国获准生产销售。这就是说,根据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与法国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达成的协议,美国试验该药的工作现在可以开始了。
蒙泰尼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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