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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坐在书桌前，头脑中便会出现漫无边际的景象，大多是在公路两旁，南方的小镇，凌乱而热闹是，而北方村镇，多是展开在萧瑟的风中，一团儿一团儿蜷缩在田野上，像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我就爱这样走神儿。

读昆汀·贝尔所著《伍尔夫传》，里面的人物不是失去信仰，就是获得信仰，信仰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欧洲人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有点像是政治身分，然而，现在，对于他们，信仰已不再重要的了——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历史上，轻松一般伴随着无聊的痛苦，现在，这痛苦也少了，生产能力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人们制造出大量物质商品，结果人们自己也变得越来像商品，人们对超验的事物好奇心锐减，生活越来越现实，神秘的事物被通俗化以后，人们对神秘也厌倦了——社会以一种使信息快速流通的方式改变有性格的人，使性格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如今，人们可同时生活在1500、1600、1700、1900年以及目前的时尚里，按照某种健康模式，社会“向中间看齐”，谁会反对这样的社会？生存的焦虑感已转化成一些细碎的与成功有关的焦虑感，像是宣布了一个无聊而浅薄的青春宣言：小人必须得志。

其实那挺没劲的，无精英便无创造，历史上，从生活方式到科学艺术宗教，哪一样不是精英试验完了，再从上至下的传播呢？现在好了，精英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佣人眼里的主子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可知精英们曾把生命凝聚成到一点，而长期地专注于某一件我们全无兴趣的事，从而才能侥幸取得成功吗？（看看《牛顿传》与《孟德尔传》吧），佣人们是不可能那么干的，佣人们只会说，“　杨振宁教授娶年轻老婆，真是好风流啊——至于杨教授的理论嘛，我们可不懂，也没兴趣知道”，唉，人们只是谈论他们知道的那一丁点儿东西，也不觉得枯燥——又是令我厌烦的浅薄与狭隘，每一想到此，我便觉得那些努力的精英真是了不起，很少人对他们的努力感恩，尽管他们变相地摹仿与使用，却从未想到要了解一下那摹仿的原型是谁，在中国古代，人们还会把鲁班什么的定为祖师爷，立块牌子供着，自己有了点成绩，挣了点钱便烧上一柱香，放上几个水果在牌位前，现在成功的飞机设计师会感激莱特兄弟吗？会谢谢牛顿吗？哎，有点没良心啊。

路上的人

今天早晨下了雨，六点半在胃疼中醒来，来到外面去吃大同鸭肉粥，只有在厦门，我在才会盼着吃点什么，并且忍不住一有空就去吃，鸭肉粥就是其中之一。走了店，我在细雨中散步，渐渐地，雨大了，只好回家，胃不疼了。

除了写，就是写，中间走走神，然后就是散步。

昨天在休息时，看到两个比较特别的人。

下午两点左右，我在酒吧里走动，酒吧里座位全满，三分之一是在厦大工作或上学的外国人，三分之一看起来像是游客，三分之一是常来这里的人，人们欢声笑语，音乐也轻松，酒吧与露台隔着一道门，我发现露台上有个外国姑娘，白人，三十来岁，脸肿得吓人，长了很多红色的包，她就一个人在露台上吃沙拉和面包，间或喝一口水，样子很孤独，露台上很热，只有她一人，我不知她是因为怕自己的样子吓到大家，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总之，我觉得她一个人，在炎热的露台上吃东西的样子很酷，让人感到一种坚强，我猜这是一个能够不麻烦别人的人，她自愿把自己隔离到露台上，我想隔着玻璃窗向她笑一笑，但她的脸一直侧对着我，面向外面的烈日。

这姑娘叫我想到弗罗依德，此人晚年得了喉癌，手术后，半边儿脸的内部是空的，吃饭时东西往下漏，他坚持一个人吃饭，即使是妻子也不能靠近，这位天才心理学家也许不愿意麻烦别人，也许需要自己在别人眼里有一个不太狼狈的形象，容格说他“出于虚荣心，他愿意自己有尊严。”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靠可卡因止住肉体上的痛苦，并维持他的兴奋状态，让他可以像以往一样运用他的头脑想问题，这听起来像是一件与疾病做斗争的平常事，但世上其实没有几人可做到——弗罗依德晚年的著述仍然充满活力与机智，并且在数量上也不少。

另一个人也是我在我洒吧楼下散步时碰见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在街上摆了九个碗，用一双饭馆里随处可见的一次性筷子敲击，使碗奏出叮叮吵吵当当的简单音乐，我走近时听到，奏出的音乐竟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在他面前，有一张纸，写着他发明了这套把戏，他原是某艺术院校的学生，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录制世界第一张用碗演奏的唱片，但目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