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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虽然调进一些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掺进军统内勤各部门,但由于不少黔阳班
的学生是从临澧迁过去的,曾在临澧办过参加军统的手续,他们又以〃临黔不分家〃
的口号来拉拢他们。后来一些大特务便故意从兰州特训班调一批学生来重庆,用以
抵制他们,使他们彼此去闹摩擦,以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这些年轻特务的小
报告对大特务虽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经常成了戴笠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上当做
骂人的好材料,受骂的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去调
来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渣、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
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
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但是一些大特
务,连毛人风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
调来。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
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
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
间暗中去闹勾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个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学生(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
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他们内外
勾结的办法,当时并不完全避讳我,所以我也能知道一些。他们利用军统局内部的
同学帮助外勤各单位的同学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外面的则对干内勤的经常给以
物质上的帮助,有什么重大事情也是互通声气,经常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公开利用
聚餐会等方式进行联络。每个临训班的学生由外省到重庆,总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人
来一次聚餐,戴笠知道了也从不禁止。
不过当这些学生们对过去这个班的老师们表示得太亲热时,戴便很不痛快了。
例如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
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
是戴笠总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
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原来在上海解放前,毛人
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
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给在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
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因而余得以从容逃走。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临训班学生便大肆活动,很想趁此机会大搞一下。而突
如其来的是他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任(戴笠)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坐飞机摔死,他
们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感到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
统中的〃天之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了下来,很久不派
工作。这时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张明选、吴菊生、
李葆初、刘德文、邓子培、左志良等二十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
强团结。在南京工作的刘本钦、邓毅夫、牛树坤等马上表示赞成。本来他们一向有
联络,一下子便得到两三百人的同意,这个同学会便于一九四六年秋天在重庆成立。
我当时为处理军统的财产经常前往重庆,他们把这一建议向我提出,我便利用
处理军统财产的关系,用廉价套买的办法从经费上给他们以全部帮助,使一些没有
派工作的人在生活上均能维持。他们便请我当他们的会长,除了希望我在经济上帮
助他们外,还希望通过我在军统内部去给他们找出路。我当时也有些野心,想多拉
拢一点实力,便把李葆初推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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