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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作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与仁有着相同的地位。颜渊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境界，社会秩序便可维持，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人生而在世，假如想有一番成就，就一定要遵守道、德、仁、义、礼这五项立身的根本准则。

老子认为，由于世风日下，人们距离天道本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心日益丧失先天的淳朴、自然，矫情、伪饰成了人们必备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伦理道德教育世人，当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只好提倡仁爱。当人们的仁爱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时，就呼吁要正义，在正义感也丧失殆尽后，就只能用法规性的礼制来约束民众了。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所以对礼持完全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假如将人置于礼的约束之下，一旦离失了礼德，智德也就必然丧失，导致心身内乱和社会产生动乱；而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12节：素书（12）

贤人君子，　明于盛衰之道，　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大凡有才有德的人，他们行事完全顺应天道、地道、人道客观规律，处理问题能够标本兼治，尤其注意从根本上解决。他们能够洞察事物兴盛与衰败的规律，把握成功与失败的变数，体察世事安定与纷乱的玄机，了解出仕与退隐的最佳时机，所以天下万事仿佛都在他掌握之中一样。黄石公将这种对历史规律的洞察力用明、通、审、达来表达。

假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施行仁道，信用忠良之臣，国运必然昌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尽心施展自己的才能；假如君主荒淫无道，听信佞臣，国运必将衰败，在这种情形下就要退隐闲居，如果因为贪恋功名利禄，不知道退隐自保，必然会遭受祸端。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行动，明白进退之间的道理，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有成就事业的才能和志向，却没有实现的机会时，应该“潜居抱道”，潜居抱道并不是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而是要加强自我修养，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断地累积经验。

水聚积得不深，那么它负载大船就会浮力不足。倒一杯水在堂上低洼处，那么只有小草可以作为它的船；放只杯子在里面就会粘住，这是因为水浅船大的缘故。（老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能力与时机的关系就和水与船的关系相同，不懂得提升自身能力而一味抱怨没有机遇的人，当机会真正到来时，他也不具备发现的能力，更不用说去捕捉和利用了。

第13节：素书（13）

若时至而行，　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大多德才兼备的人，一旦机会出现，便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大展身手，并且乘势而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假如时机不成熟，便隐藏锋芒，甘于寂寞，静静观察情势的变化，所以有了姜太公垂钓渭水以待文王，诸葛亮躬耕南阳得遇明主。

魏晋名士阮籍曾到过刘邦项羽当年激战的古战场河南荥阳广武山，在那里发出过一句著名的感叹：“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最终落了个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结局，刘邦以一小小的泗水亭长为起点而后开邦立国；刘项二人谁为英雄谁为竖子尚且不论，但在混战中成就事业的还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刘邦。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于特定的局面能够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智者从来不与天争，也不与势抗，而是顺势而行。

国危思良相，家寒思贤妻，一个人的自身价值是否能够体现，关键在于是否有实现自我的时机。唐朝的魏征之所以敢犯言直谏，就在于他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