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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联合打击下遭受经济上的平成战败后，它的利益渐渐和中国越来越趋同，两国至少在经济领域内有越来越多的一致性。中日需要做的是多看彼此间的利益共同点，多看彼此能互补、通约的那些地方。历史这次给了中日两国一个共同的机遇，需要两家一块来把握，缺一不可。 对于中国来说，在进入新战国时代之后，我们应进一步淡化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提升国家利益意识，特别是加强国家利益区域化的观念，不然没法和人家合作。� 王建： 说到日本的问题，它现在主要是资产泡沫破了以后，有一大堆金融坏账解决不了。应该说解决金融坏账的办法，就是提高日本资产价格，提高日元汇率，就是引外资或者内资流入到资本市场，国内的资本市场不好，居民谁投钱？肯定不会。美国更不会去，这场金融风暴或资产泡沫都是美国的背景，美国一手造成的，会帮它解套？欧洲的资本会大举进入日本吗？不会，欧洲人自己的事情搞不定，怎么会管它？日本前一段一直通过促进出口贸易解决自己的金融坏账问题，集中银行现有的资金供给20多个国际型出口大企业，索尼、丰田等等这些企业。 我说这是文不对题，因为它是用日元贬值的办法促进出口，你的问题在金融层面上发生的，大量坏账压在银行，背着大山翻不过身来，越压低日元汇率，日本的资产价格越低，国内外投资人越抛日元资产，日本的金融的坏账就越大，解不了这个套。日本这么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人帮它，自己又没法解套。日本十几年了，从1990年开始，到今年2003年，已经过了12年的危机，脱不出来，原因在此。 如果日本靠自身力量难以摆脱金融陷阱，那么惟一走出危机的道路就是和中国经济整合。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看？过去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日本的粮食供应不足，铁矿砂没有，石油没有，棉花都没有。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主要是想要五种东西，棉花、粮食、大豆、铁矿砂和石油，但是占领满洲30年以后，发现产品满足不了，石油没有，铁矿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向满洲地区投资。日本在占领满洲的30年当中，等于自己背上包袱。因为这个问题，它要南下到爪哇地区搞石油，海上运输线要经过菲律宾，就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前沿发生摩擦，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反过来看今天，日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市场。所需要的石油、矿产品，还有农产品等等，都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不用军国主义的办法，也可以拿得到。如果需要中国的市场，就应该希望中国是繁荣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中国的市场越大，对日本产品的吸纳能力越强。从这点来说，中日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实际上都是缺资源的国家，但是中国和日本相比，我们资源有一定的保障，我们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这对日本有很大吸引力。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对美欧贸易的步子停下来，比重是下降，90年代以后，主要和中国大陆发展贸易。我算了一笔账，在90年代这10年中，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是1�68倍，对东盟国家增加了2�2倍，而它们之间的内部贸易是增加了2�4倍，在这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增量当中，内部贸易量占了50％。在这期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增长没有超过2倍的，只有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增加了11�6倍，中国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是增加了2�2倍，出现了以中国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贸易整合，这就有点像欧洲的关系了。我们现在彼此之间的贸易，90年代平均算，大概是将近40％，可是增量当中的比重是达到50％，而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中日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相当快，这正是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根本，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东亚经济区和东亚元就是呼之欲出了。� 乔良：日本国内目前右翼势力占上风，恐怕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不完全按经济方式进行思维，而是按陈旧的地缘政治思路，认为相邻的大国总是会成为敌人。因此，总是选择远交近攻。� 王建： 日本的极右势力更准确地说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如石原慎太郎这伙人对中国不友好，是看到这些年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没有升值，有点气不顺。� 王湘穗： 石原慎太郎过于迎合日本民族急于摆脱经济困境的焦躁情绪，把产生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结果以一种怨天尤人的心态而不是建设性创新的心态应对危局。石原不是福泽谕吉，也不是伊藤博文，有太多的政治实用主义，或者说是有太多的哗众取宠之心。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仅仅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