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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实施。

1980年，在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下，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但是，与之相连的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日程却一拖再拖，迟迟没有进展。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不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实在说不过去。这与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称。”——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见。

这是在1984年11月，胡耀邦与这位来访的日本作家谈到了版权。

伯尔尼的召唤（2）

胡耀邦像历次接待外宾一样，随和，坦率，爽快回答来宾提出的问题，真诚表达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愿望。正是在这样的谈话气氛中，山崎丰子直言不讳。

胡耀邦当即回答：“我记下这个事情。这个问题要很快解决。”

胡耀邦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凡是他认准了并答应了要办的事情，就会立即去办。

半年之后的1985年6月24日，胡耀邦便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

事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递的一份《关于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请示报告》，摆在书记处每一位领导同志的面前。这份报告说，参加世界版权公约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增添光彩，避免被指责为窃取版权；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引进大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信息；同时能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版权组织中的作用。

但是，书记处要讨论的问题太多了。直到上午十一点，对这份报告的讨论才开始。由于时间不多，讨论的过程就极为简单。

胡耀邦向与会的书记处书记问道：“谁说说？”

胡启立、万里等先后发言，认为这个问题应当解决。

随后大家议论了一阵，议论的内容大致有文化政策、引进内容及版权费用等。

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中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敬佩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开放姿态和伟大气魄。同时，又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工作破绽。首先，当时中国没有版权法，而没有国内法作基础是谈不上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第二，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问题应当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立法机构来决定，书记处并没有这个决定权；第三，提交这样一份提案的单位应当是国家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而不是###这样的党内部门；第四，国际版权公约有两个，一个叫伯尔尼公约，一个叫世界版权公约，书记处决定参加的是哪一个呢？不清楚。

这样一个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书记处稀里糊涂地就决定了。

现在看，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笑料，但它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版权法及国际版权公约的认识水平。

尽管书记处的决定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但它却作为一个历史契机，大大促进了中国版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及我国与国际版权联盟的联系。

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航船朝着伯尔尼起程了。尽管途中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但这航船认准了目标，一点一点地朝着伯尔尼行进。

当刘杲一行飞抵日内瓦，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他们仿佛听到了伯尔尼联盟的亲切呼唤：“欢迎你，我们的中国新朋友！”　而代表团的成员们在此时此刻也禁不住要喊上一声：“伯尔尼，我们来了！”

这一次，是刘杲第三次来到日内瓦就版权问题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磋商。1985年，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版权代表团到日内瓦，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开的发展中国家常设委员会会议。当时中国没有版权法，不是成员国，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尽管如此，刘杲一行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欢迎，除总干事接见外，还被安排了大会发言。大会工作语言本来没有中文，临时安排了中文同声翻译。世界各国的代表对中国代表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希望中国加入伯尔尼联盟的热切愿望。1986年9月，刘杲第二次来到日内瓦，参加伯尔尼联盟一百周年的盛大庆典。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在大会致辞中，又一次当众表达了一个热切的愿望：希望中国尽早加入伯尔尼联盟。当鲍格胥的话音刚落时，会场上顿时响起的长时间热烈掌声把刘杲他们包围了。

中国决心走向世界。

世界也在急切而又耐心地等待中国。

今天，中国的代表终于第三次来到日内瓦。他们不是作为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