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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党组织一律停止党的支部活动和组织生活。白子明在开学时的讲话中说：你们谁是“托匪”，我都知道，你们的名单都在我的口袋里，要坦白交待。王须仁威胁说：你们都是在我的照妖镜下照过的，谁是“托匪”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　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待。天天这样吓虎。王须仁、王宏鸣还天天察颜观色，　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看成是可疑的行动。如，两个人轻声说话，走路脚步轻重，帽子戴得正不正，衣服上某个扭扣没扣上，裹腿打得花样不一样，吃饭端碗的姿势，等等，都被王须仁说成是“托匪”进行联络的暗号，都可能被拉出受…审，只要王须仁的眼睛盯着谁，看出谁是“托匪”，就立刻点名出列，加以逮扑和惨杀。

王、王、白在谷亭进行了一场大惨杀之后，由于鱼台县杆子会暴动，无法在谷亭再住下去，便把苏支四大队和“训练班”带到丰、单、砀边活动。

这时他们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的“托匪”利’用女人破坏首长威信的案件，逮扑了正在“受训”的妇女干部郭仙云、边区妇联主任孔真和副主任金彩凡等，并施行野蛮的折磨。审讯中又牵连到路光前、黄佑仁、冯景仪、王昌恩等　（都是丰县县、区干部），并马上逮扑了他们。接着又逮扑了早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最后一区党委部长陈筹，逮扑了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沛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郝*（李文）和　刚从山东分局派来的干部刘剑。

逮扑了这些人以后，照例又是连日施行“七十二种刑罚”，大搞逼供讯。在审讯中，他们除了逼使受审的人必须承认在边区的“托　派”外，尤其要逼供出在主力部队的、在山东分局的、以至在中央的“托派”，不达目的，刑讯不止。结果，苏鲁豫边区创始人之一李贞　乾、苏支四大队队长梁兴祚、参谋长严世荣、政治处主任罗有荣、教育股长张秀河、*股长吕英、五大队政治处主任罗隆生、一营营长　陈京宝、特务营长于再灵等，都成了“托匪”，遭到逮扑。这样就把“肃托”．发展到主力部队中来了。更恶劣的，他们指名道姓地说中央和山东分局也都出了“托匪”。

凡被抓起来的人，在审讯中，如果不承认强加的“托匪”罪名，不供出新的“托匪”名单，那是决不允许他存在下去的，务必杀之。在这期间，在王小庄，郝平房等处，又有数批同志残遭到杀害，其中包括区党委社会部长赵万庆，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宣传部长路光前、军事部长黄佑仁、丰二区区委书记冯景仪等同志。

这时，在“训练班”里和监狱里，不少同志已认识到，这样等着被杀害，不是个办法，在部分同志中开始研究对策。区党委巡视主任张子敬与任子健、苗春亭、孟静之等人串连，打算组织逃跑，赴中央或山东分局上告。有一人，张子敬乘机跑掉了，刚到家里，就被王须仁、白子明抓了回来。与此同时，胡光耀与高潮（二人是夫妻）在王小庄深夜越墙逃跑，免遭一死，继续革命。从此控制更严。

在监狱里，郝中上、孙衷文、李毅、耿荆山等同志被关在一起，互相交换了意见，都肯定这样“肃托”是搞错了。　但事已至此，又觉得无能为力。一致认为应当想办法把边区“肃托”的紧急情况，报告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首长们。正巧，这时监狱里关进来一个小贩，一问，是沛县刘田寨人，与刘昭筹是同村人。郝中土等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这人很快就会放掉的。于是郝中士给刘昭筹写了一封信，由孙衷文执笔向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写了报告，托这个小贩出狱后交给刘昭筹。刘接到信和报告后，马上找到湖上游击队长．张新华（运海），二人一起赶到湖东，找到了正在来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把报告交给了他。

当时在更多的同志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要争取活下来，山东分局快来人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首长们身上，这种信念是正确的，有根据的。

六、李贞乾、梁兴祚、郭影秋被扑受审，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扭转危局

王、王、白违抗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的命令，继续乱扑乱杀。他们逮扑了苏鲁豫边区前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逮扑了苏支四大队队长梁兴祚，随后又逮扑了苏支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梁兴祚是老红军，在主力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李贞乾和郭影秋都是边区的创始人之一，在八路军主方部队；到达之前，他们已经建立了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湖西地区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在边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望。逮捕了这些同志，在边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