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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统领得人”。

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说：“泽南以所部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

1853年江忠源、吴文镕相继阵亡，随后收复武昌，又是用罗泽南奇计，清廷喜心翻倒：“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两个月后，还是罗泽南“破贼于孔陇驿”。这年年底，水陆官军进攻九江，又是罗氏指挥首战大捷，随后太平天国反扑，分割官军于江中多段，曾国藩指挥船被围，也是暗中换乘小舟入罗泽南营地，仅以身免，曾国藩羞愤交加，第二次要投江殉节，罗氏力谏乃止。

1854年岳阳水战，“师船不能回营，为贼所乘”，竟然有十来个将领阵亡，又是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

随后，仅在一个月中，罗泽南“破贼于贵溪”、“剿贼于景德镇”、“连破贼于梁口，鸡鸣山等处”……包括太平天国凶悍战将石达开，在1856年的秋天，裹胁农民，挥大军飙窜于江西各地，来势异常凶猛，各地迭发警报，又是“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

罗泽南和彭玉麟有相似的地方，“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闻江西紧急，间关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见大喜……”罗泽南上书陈利病指出第二次收复武昌的战略，更加重他力挽狂澜的责任。巨眼卓识，有神龙不见首尾之妙，遂奠定东南战局之转机，“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曾国藩），面陈机宜”。

一罗一彭，各如一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他们以孤胆英雄的道义担当，于艰难困苦中着手成春，无数次赖其一举扭转颓势。坚毅的文化道统的维护，孤独的时世艰难的思索，需要生命与巨量的鲜血与死亡来完满这迂回的沟壑。

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以沸止沸……辛亥革命期间志士韩衍说的“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心灵中另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时势增加了太多的变数，如果没有文化的介入，战争就不可能停止。　。。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7）

文告之间，看得出战事的激烈反复。武昌欲克未克之际，“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于贼”。也就在武昌将克之时，罗泽南阵亡了。

最后的武昌之战，时值大雾，城内太平军敢死队突围，实施无序拼杀，部队顿形混乱，泽南左额中弹，拖延二日死于军营中，年50岁。他终于倒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陆地上。在浓密的大雾中，名将之花凋落，这擎天的巨柱，是否感到了有生以来的如磐的压迫，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抗力，那并非全然来自太平军的人生的负担？中枪后延医的一两天时间里，他是否有过放弃的念头？相信人生的压力，在此时，绝非寻常头脑所可想象。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搏，顿挫成意想不到的强硬和铁腕。如鹰隼愤然振翼，慨然出击。突如其来的大雾似乎是一种宿命，好像要卸下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局，以及肩上绵延文化生机的担当包袱。梦幻泡影，化为乌有。

（五）

赞誉曾国藩的人，其总着眼点在于，曾氏出将入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俞樾是他的学生，进士后复试，就是曾氏阅卷。大为激赏。他人有谓其文先已作好，曾国藩力驳之。遂使入翰林。那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为：“花落春仍在。”以为诗歌所表现的气场和寓意简直无以复加，乃加以拔擢（《春在堂随笔》卷一）。

又因俞樾锐意著述，曾国藩有联语说他：“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其实曾氏既做官又著书，但他说的也是实情，真正的意思是，对此二者不上瘾，能控制也能中正把握之。

总起来看他训练的部队，精神焕然一新，战力强劲，配备火器，成效远远超过清廷常备军，他以彭玉麟等组织的水师，又是机动性能相当强的两栖部队。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氏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整个的情形，可说是读书人打不读书人，大读书人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