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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敬军礼。”何建国说，“赵营长都笑了。校长跟电影里的汉奸一样，校长说话也是一口乡下腔，咕叽咕叽的，我最不喜欢听他作报告。”

李林说：“我也不喜欢听他作报告，他一说话，我就要打瞌睡，听不懂他的话。”

“他要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校长说，工宣队的赵同志在部队里时是营长，”杨小平又笑得捂住自己的嘴巴，以免露出他那口不好看的龅牙齿，“我爸爸就是从部队里下到地方上来的。”杨小平趁机又卖弄一句，“我爸爸转业的时候就是个师长。”

“我们晓得你爸爸是个大官。”何建国说，“我们全班就只你是高干子弟。”

“什么高干不高干，还不是一样。”杨小平不想跟他们把距离拉开说，“高干不高干都是人，人又没有区别。”

“人当然有区别，你爸爸有小车坐。”李林说，“我天天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车接你爸爸上班。校长都只有骑单车的份，你爸爸的官比校长要大几倍。你说是不是？”

杨小平就觉得脸上非常有光地一笑，“那我不晓这些事。我不管的。”

杨小平生一张圆形脸，眼睛黑而亮，尖鼻子，嘴巴很大，包容着一副一颗颗玉米样大的龅牙齿，这使他笑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习惯动作，那就是用手去捂嘴巴，好使别人看不到这副黄黄的龅牙齿。杨小平的父亲是什么干部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父亲是高干，是“二野”下来的干部。杨小平因为是高干子弟，自然是班上最目中无人的，在他们班上，高干子弟就他一个。原来还有一个女同学的父亲也是高干，这个女同学姓孙，名小燕，可惜孙小燕的父亲去年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她脸上的光彩一下就阴了下去，好像太阳阴了一样。杨小平的父亲没有被打倒，他当然就还有资格调皮，虽然他们已经读高中了，可他仍然跟没长大一样，还经常上课时用弹弓打女同学的后脑袋。他使用的弹弓很小，一根铁丝拧成一个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丫“字，上面缠一根女孩子扎头发的橡皮筋，用作业本纸做一些小子弹，时常在上课的时候弹女同学的后脑袋。有天上语文课，一个名叫叶小秋的女同学愤怒地站起身，对班主任高老师说杨小平用弹弓打别个的脑壳。

“高老师，”叶小秋生气地指着把眼睛望着天的杨小平，“杨小平上课用弹弓打别个的脑壳。”这个“别个”当然是叶小秋自己。高老师黑着脸走到杨小平的课桌前，弯下腰检查杨小平的抽屉，又低下头，查看杨小平的书包，搜索了半天，结果只发现几颗用作业本纸折成的子弹。高老师把那些纸弹没收了，附带还没收了半包飞马牌香烟，但没找到弹弓。下了课，何建国和李林躲到臭烘烘的厕所里抽烟，杨小平跑来要烟抽，边笑得嘴巴很开地炫耀地告诉李林和何建国说，他把弹弓藏在袖筒里了。弹弓很小，藏在袖筒里高老师自然找不到。

赵营长在全体同学和老师的期待中出现在操坪的主席台上了，随赵营长登上主席台的还有B中学高一年级的彭“指导员”，当年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时，长沙市的任何一所中、小学都把原先“班”的称号改成了“排”，把年级改成了“连”。以前的年级组长马上就摇身一变成了部队建制的“指导员”了，当然就显得神气些。彭指导员手上拿着一只装电池的电喇叭，那时候这可是不可一世的新式武器。这么多人搞野营拉练，当然要配备能让两百多人的耳朵可以听见的电喇叭了。赵营长站在台上笑着——露出了两排很大一颗的藏满烟垢的牙齿，瞧着眼下这群叽叽喳喳的学生，对彭指导员说了几句什么，于是彭指导员举起电喇叭，把嘴唇对着电喇叭开口作指示了。“请同学们注意，各排按做广播操的位置迅速集合！”他扯大嗓门喊道，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着，“队伍马上将要出发了，请班主任迅速清点各排的人数！各排的排长迅速向主席台报告！”

何建国、李林和杨小平被班主任叫到队伍里去了。班主任高老师是个高个子男人，戴一副酒瓶子底样的近视眼镜，一张猴脸，一口常德腔，见他们仍站在树下说话，猴脸上就很不高兴的样子说：“你们硬要挨点名批评好过些是吧？集合了。”

何建国、杨小平和李林就把搁在地上的背包掮起来，迅速走进了自己排里站好。他们三人站在了一起。杨小平个子矮一点，平时上体育课站队列时，杨小平被体育教师排在稍前面一点，这会儿排长高艳红跑过来，要求杨小平站到自己该站的地方去。“我要站在这里，我想站在这里。”杨小平不服她的管说，“这又不是体育课，这是去拉练。”

“站前面去罗，你又不是站在这里的。”高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