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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一过，贺玉就带着队员去外地训练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回来。

临走前，他总会给我挑满一缸水，劈出几筐引火木柴，切出一盆白菜和一盆土豆，吃到最后土豆和白菜都变黑了。但是，那些发黑的土豆和白菜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给我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那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疼爱……

那时候，一到秋天家家都得储存冬菜。我只好一个人用手推车将单位分的几百斤白菜、萝卜、土豆推回家，自己渍酸菜，将白菜、土豆下窖……每天早五点就得起来生火，做饭，给孩子穿衣，吃饭，然后骑着自行车前面驮一个，后面背一个，将两个孩子送进托儿所然后再去上班。路滑，娘儿仨经常摔得人仰马翻。一天晚间，我买了二斤冻梨挂在车把上，不小心又摔倒了，冻梨撒了一地。我满地摸黑寻找冻梨。女儿哭着问我：“妈，爸爸啥时候回来帮你捡冻梨呀？”

当时，家里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晚上下班回来，要点炉子，挑水，劈柴，做饭……挑水的人太多，压井前总是排着长长的水桶。排得时间久了，我赶紧跑回家看看孩子，进门一看，又停电了，小姐儿俩正抱在一起哭呢。怕孩子掉到地上，贺玉在炕沿上安了一个栅板。一天，女儿使劲摇晃把栅板插销给晃开了，她一下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半天没上来气，吓得我背起两个孩子急忙往医院跑……

有一天，自行车坏了，我领着女儿，用小爬犁拉着儿子去上班。经过铁路时来火车了，我拽着女儿拉着爬犁急忙跑过去，走走，忽然觉得爬犁很轻，回头一看，天哪！儿子正趴在铁道上哭呢。我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抱起儿子刚冲过铁道，火车就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我得了肾盂肾炎，发烧三十九度多，只能自己挺着去医院……

但是再苦再难，心里总有盼头。

一到春天贺玉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全家顿时充满了欢乐。爷儿仨没完没了地疯啊，骑马啊，藏猫猫，玩得特别开心。他不仅给我们娘儿仨带回来一堆奶油、白糖、苹果等好吃的，还给我们带回来一堆故事。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吃过晚饭，娘儿仨围在他身边，听他给我们讲《神秘的花园街》、《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

他很会讲故事，而且最善于用象声词，“只听房门‘吱扭’一声，不见人影，却听到‘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吓得孩子赶紧瞅屋门，看是不是有人进来了……

在文化极其匮乏的时代，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不仅填补了我和孩子空虚的心灵，而且为我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1975年3月，全国速滑比赛在海拉尔举行。

在比赛中，贺玉训练的三名运动员轰动了整个冰坛：王富环获得女子全能冠军，李卓获得一千五百米冠军，曹连春获得五百米第三名。

这在佳木斯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佳木斯市速滑领队立即向佳木斯市委、市体委发去长达三页的报功电报……

但，比赛一结束，贺玉却急忙躲开记者的追踪，跑到外队朋友那里躲了起来。而且他把有关报道他的报纸全部收起来，不让队里看见。他不愿成为中心人物，更不愿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万万没想到，“白专道路”、“光专不红”的帽子，却早已在恭候他了。

回到佳木斯以后，贺玉立刻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全体委只有他一人。而此刻，体委领导正接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表彰呢。而他这位教练却再一次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反面典型——体委领导把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完全归功于批判教练“白专”道路、学习“老三篇”的结果……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二节（1）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我和贺玉又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我给他收拾行李，又找出那件在靠山屯敬老院穿的破棉袄让他带着，虽然是春天了，早晚仍然很凉。

两个孩子一看爸爸又要走了，光着屁股爬起来搂住他的脖子，哭喊着：“不让爸爸走！不让爸爸走……”

贺玉搂着两个孩子，却一句话没说。

我知道他心里太苦了，他被压抑了九年，本以为自己抛家舍业训练的运动员出了成绩，拿了全国冠军，这回日子总该好过些了吧，没想到他却再次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贺玉走后，老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

老主任说的一番话令我不寒而栗，最终使我们下决心做出了一生中最关键、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