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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自己还想多说几句，权当是自我标榜、自我吹嘘吧。本人是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里两届党代会代表、两届省级“三·八”红旗手、全国自学成材优秀人物……这是社会对我的承认，而不像有人背后诋毁的那样，她是一个没水平、没创作能力的“小学生”。是的，我不是命运的宠儿，没有任何背景，从没有得到过上帝的青睐。我的文学成就是靠自己的根根白发、缕缕皱纹铺出来的，是靠自己“以生命做抵押”搏出来的。我用自己的作品和人格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邓亚萍。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五节（2）

人们都知道她是世界乒坛“三连冠”得主，两届奥运会冠军。但没人知道，她因个子矮小而被所有的教练判过“死刑”。唯有郑州市队教练从她眼睛里看到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收留了她。从此，“卧薪尝胆”四个字，在小小邓亚萍心灵深处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比她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参天大树。可她打得再好，却迟迟进不了国家队，进了国家队也没有教练要她，最后只好由几次力荐她的张燮林教练亲自带她。然而，她却开创了世界乒坛邓亚萍时代……

在邓亚萍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88年，邓亚萍第一次参加亚锦赛，最后决赛与李惠芬争夺冠亚军。李惠芬最后一个球是擦边，裁判没看清，问邓亚萍看没看见，她说没看清。邓亚萍获得了冠军。赛后，张燮林问邓亚萍：“最后一个球到底是不是擦边？”

邓亚萍低下了头。

张燮林冲她发火了：“你为什么不承认擦边？”

邓亚萍说：“因为这个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进国家队太难了，大家都瞧不起我……”

可是，无论邓亚萍的理由多么充分，张燮林都丝毫没有原谅，而是狠狠地批评了她，让她向李惠芬道歉，向队里写检查，并严肃地告诫她：“你要记住，你不仅要赢球，还要赢对方的心，你要让对方心里服气！输赢只是技术问题，而你这种做法却是品德问题。它是任何金牌都换不来的！你要记住，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一个国家。你个人的品德将代表着中国人的品德形象！”

我佩服张燮林教练，他不仅教练邓亚萍高超的球技，更教练她如何做人。打球只是技术，而做人却是品德，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如此。人们佩服在公平竞争中的胜利者，而鄙视那些靠“黑哨”、“黑裁判”获取奖牌的人……

特殊的职业，造就了特殊的个性。特殊的个性，又造就了特殊的人生。

我是运动员出身，我渴望阳光下的竞争，从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一次，在研究我的二十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剧本时，我和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潘洪业先生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我们从此却成为要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敬重对方的人格，敬重对方对文学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剧本改好，而不是为了其他……

邓亚萍是幸运的，因为她选择了体育。体育竞技场上的冠军是货真价实、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劣。

但是，文艺作品却不同于体育，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所共知，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曾被十五家出版社退稿，最后却成为世界畅销书。凡·高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一幅没卖出去，后来却卖到了天价。中国的获奖小说也多有被编辑退稿的情况。曾轰动中国文坛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遭到屡投不中的尴尬。影视作品就更难说了，人为的因素就更大了。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读者和观众是作品的最好“裁判”……

第二天，我拨通了中国妇联秘书长的电话，问她编剧署名是怎么回事。

秘书长感到很吃惊，问我：“雅文，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见我没有回答，又安慰我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告诉你吧。你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我们妇联肯定会坚持我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再另想办法……”

后来得知，A先生在中国妇联秘书长面前承认我是编剧，但在剧组上报《盖》剧主创人员名单时，却将赵女士署为“编剧”，而将我署为“原著”，但被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领导一眼发现了，她立刻以制片方（之一）的名义向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及央视领导打电话阐明了观点：“张雅文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不能再改变了！”

这事之后，我的失眠更严重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