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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和平相处。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想要迅速地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发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钱，谨慎地递给我，说：“你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咳，他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啊……实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蓄，积累了惊人的债务账目。二十六岁的哥哥收入微薄，却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块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在家的日子里，我尽量用悼念赵一平的悲伤去覆盖对杨帆风情万种的思念。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发给我的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那儿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象。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

在父母凝望浙江地图寄托儿子前程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路上我一直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杨帆被捕了？”我发短信问蔡小田，但他什么也没回，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到？”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火车晚上八点进入重庆，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了同样憔悴不堪的蔡小田。他嗫嚅着问：“你到了？”

“嗯。”

又坐上了那辆红色的轻便摩托。天空飘了些雨丝，前行掠起了冷风，我心里凉飕飕的，脸上更是如刀割一般。

入三岔路，车速慢了下来，但见惨淡的车灯，照射着清淡的泥泞。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焦急，启口问道：“杨帆怎么了？”

蔡小田双臂剧烈地一抖，重心失衡，车往左边的山崖倒去！刹那间蔡小田用力右倾，多亏泥土的黏稠，车才倒在路与崖的边缘——我们竟然差一小点儿命丧山崖！蔡小田表情呆滞，似乎没有为刚才险些丧命而显惊慌。我从泥泞里挣扎着爬起来，将摩托扶正，又捡起了自己的皮箱。再去看蔡小田，他丑陋的脸上已经泪流满面。他依然躺在泥泞上，颤抖着音调对我说：“她不爱我！”

第35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3）

又一行清泪流了出来，透过车灯看失态而惨白的蔡小田，我心中多多少少有些酸楚。蔡小田到最后哽咽得话都说不来了，他只是伏在地面上响亮地哭——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如此丑陋的人那么揪心的哭。倘若我是观众，我甚至会为蔡小田的悲恸而流下泪，但此时，我最最最最关心的是——杨帆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