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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故调查报告。但空军官员拒绝了这一要求，声称“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规定下，他们不能照办。遗孀们提起诉讼，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空军的裁决。首席*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声称，“在国防备战期间”，法院不应指示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公开或拒绝公开什么信息。鉴于保密的极端重要性，文森写道，法院只能采信官员们的话，“坚持在法院核查证据，即使仅由法官本人执行”，也会带来过大风险。

半个世纪后，五角大楼最终将事故报告解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敏感信息；相反，它表明飞机坠毁是因为维护不善和飞行员的失误。空军以国家安全名义掩盖了普通的机构失职。

这种行为绝非空军独有，也非冷战初期独有。对于构成国家安全机器的主要机构，包括国务院、各兵种、各种情报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国防部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来说，这已经成为标准办事程序。指责这些机构的所有官员有意欺骗或戏弄美国人民，的确有失偏颇。可是，如果说急于保护机构利益、保护机构声誉重于所有其他考虑，为不公正、非职业、不道德、与国家福祉相悖的行为提供了基础，这没有什么错。

“9？11”之后的这段时间出现了过多的例证，例如伊拉克战争初期被伊拉克部队抓获的一等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的传奇故事。虽然林奇本人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值得尊敬，但五角大楼用欺骗性的英雄故事美化她所遭受的折磨，把之后营救她的行动改编成鼓舞人心的英勇故事，其中多数情节是想象出来的。接下来是陆军突击队员、前美国橄榄球队队员帕特？蒂尔曼（Pat　Tillman）的故事。在蒂尔曼命丧阿富汗之后，他的各级上司把所发生的事情杜撰成了一部小说：曾经发生激烈的交战，蒂尔曼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他最终倒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他的指挥官匆忙追授他“银质英勇勋章”。结果这场公关战役取得胜利。可是，真相不久就大白于天下：事实是蒂尔曼死于战友的误射。

“不安全的国家”（2）

这些编造的战地故事在政策上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对于一个旨在照顾士兵及其家人的机构，煞费心机地利用杰西卡？林奇、在蒂尔曼死因上误导其父母绝对不值得称赞。而且，不管我们把林奇和蒂尔曼的插曲归结为误判、傲慢或者就是愚蠢，他们都不是孤立的典型。“9？11”以来，国家安全官员串通一气，编造了其他一些假情报行动，以获取远大得多的政策影响。这包括鼓吹并不存在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淡化推翻萨达姆之后巴格达的无政府状态和叛乱行动的范围，把系统*待阿布格莱布伊拉克战俘的责任强加给一批低层的美军士兵，瞒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字等。

不管这场灾难有多么巨大，那些高级官员为了免于责任，竟会基于模糊的假设而采取行动。单说在伊拉克的情况吧。由于无能和*，为了找到进攻的理由，他们使用不准确的情报，进行草率的占领，又用窃取来的数十亿美元进行“重建”。2007年5月，陆军中校保罗？英林（Paul　Yingling）在《武装力量杂志》（Armed　Forces　Journal）上对“9？11”之后美国的军事领导力发表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一个丢掉步枪的士兵遭遇的后果远比输掉战争的将军更为严重。”英林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控诉延及高级文官。五角大楼一名文员如果将保密文件归错了档，甚至比国防部长因渎职而牺牲千万人的生命要承受更严厉的处罚。

失败不会导致道歉、悔罪，甚至不会有人承担责任。相反，它创造了让人进一步敷衍塞责的机会，简单地说，即撰写自我辩解的*的机会。“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对伊拉克出现的问题不屑一顾地解释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有些事情进展顺利，有些事情不太顺利。还有，你知道吗？我们还有机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等我有机会写书的时候，我也会有机会反思这个问题。”

要么承认这个让人不悦的事实，要么设法掩盖、扭曲、否认这个事实，面对这种选择，主管国家安全机构的人总是选择后者。

正如宪政缺陷催生了帝国总统一样，如果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坚机构有些说得过去的成就，人们也许会忽略这些错误。正好相反，在这些机构存在期间，它们干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

要证明这个指控，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