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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心跳！四方面军保卫局把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枪毙了，这事儿我一直忘不了。

黄祖炎对我说：“小李啊，你这样天天抱个小娃娃也不行啊！要学习些文化了。”

我急忙摆手：“首长，我可不想学文化！”

黄祖炎：“不学文化，将来你就是‘睁眼瞎’，干不了大事，我送你去陕北小学，好不好？”

我说：“我就跟着你哪儿也不去。”

黄祖炎叹了口气：“你们呀，在红四方面军受影响太大啦！”

刚到保安时，朝玉英就找来一本旧皇历，撕开纸页，手把手教我识字，我被她紧紧看住，不好逃走，只得装模作样对付她。

到了延安，我时常去边区政府秘书处送缴《参考消息》，秘书处也不清点期号和页数：“好了，你就放在那边吧！”这样给我造成一个机会，偷偷留下一张《参考消息》，朝玉英就用来教我识字。一张纸片上涂满黑墨，无处下笔，再用来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学习兴趣，朝玉英说：“你要认真学，再给你开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毕业生的水平。”

我问朝玉英：“你的姓是个什么样的字？”

朝玉英回答：“就是‘朝鲜’的‘朝’字嘛。”

七七事变后，延安的战争气氛很紧张，各单位的人都来挖防空洞。

黄祖炎带我在东门的城垛下挖防空洞，他用力太猛，扭了腰，我扶他一步一蹭地走回家。

黄祖炎躺在灶上说：“能喝上一碗葱油汤就好了！”

我跑到大灶，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厨师正在忙碌。我说：“老同志，我的首长病了，想烧碗葱油汤呢。”

老厨师头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长见我端来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葱，问我：“小李，哪里弄来这么多油和葱？”

“从大灶拿的。”

“那还行！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们给的，又不是偷来的！”

“人家怎么给你呢？”

“我说，我的首长不得劲儿，想喝碗葱油汤。他们让我自己舀，那我还不多舀点！”

“小李呀，你这孩子真会办事。我想着，我把大家的油和葱都吃了，不好呢，对不起同志们。”黄祖炎神情愧疚。

我说：“大灶里，油啊葱啊多着呢。”

黄祖炎叮嘱我：“小李，以后要一点点盐就得啦！”

过了一些日子，边区政府的大灶从街上的饭馆里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炸油条，早饭油条放开肚皮吃，我吃饱了，又用筷子串了两筷子油条带回家。

黄祖炎见了说：“小李，你不是没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大灶上，今早吃油条，管够！”

“哪里来的这么多油呀？”

“老乡要用我们的大马车，管理科派大车去了，回来时老乡送了几桶油和两只羊。”

“你拿回了这么多油条，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评你拿大灶的葱和油，你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听话：“再吃这，我还拿，你不吃，给玉英和小娃儿吃！”

首长发火了：“今后这事不许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干，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让你走！”

我见首长真发火了，不敢吭声了。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1）

1937年，青黄不接之际，红军供给部全力征集粮食，仍难于满足延安的干部和学生的需求。中央机关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顿，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长们天天开会，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组织干部下乡，动员陕北乡亲供献粮食。我听黄祖炎对老乡说：“打日本也不能饿肚子呀，红军也要吃粮食。你们若有剩余的小米、高粱、洋芋、麦子卖给我们一些，好不好？”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饲料。我吃了一个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涨难忍，躺在床上。黄祖炎见我痛苦的样子，更加着急，说：“这样下去人可受不了！给家里写封信吧！”他通过延安的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