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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