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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的侵略要求。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后来北京政府在驻警的问题上，有软弱的表示，张作霖当即表态：“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患无穷，“亟应继续拒驳”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最后，于1917年1月22日结案，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基本内容是：申斥第28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慰金500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朱希炜：《辽源中日军冲突事件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但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警察和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要求，均被驳回。这虽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关键的事项上还是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当然，张作霖知道，要想实现他更大的政治野心，还必须依靠日本。这是张作霖内心当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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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学生讨好日本（1）

张作霖是想要投靠日本的。恰逢此时，日本的政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张作霖。1916年10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大隈重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1915年1月18日，他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逼迫中国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5月7日，日本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承认了这个条约。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1852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文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1906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1908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1916年6月和9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政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第7卷，第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的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1917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