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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迁向了西南一隅。

重庆成了抗战时期的陪都。

从地图上看，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岭、大巴山、长江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断了蜀国与外部联络的通道，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就是易守难攻。

国民政府把陪都选在了重庆，从战略上看，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也是一着险棋——万一日本人真的攻进来了，下一个撤退的地点在哪儿？看看四周，东西南北中，已经没地方躲了。

日本人的确是接踵而至，只不过，陆上难以进入，就从空中来。

“九六”式轰炸机从南京起飞，一路畅通无阻地飞到重庆，从容地丢下一颗颗炸弹

“零式”战斗机更是猖狂地向地面随心所欲地扫射，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打。

中国的天空，是日本空中强盗横行霸道的训练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天空，是日本空中强盗嬉戏耍闹、肆意妄为的乐园。

机腹下挂着炸弹、机炮口吐着火舌的“九六”式轰炸机，“中岛”式、“零式”战斗机随意进进出出。机翼上涂着的膏药旗在阳光下刺眼夺目，俯冲时撕心裂肺的呼啸声足以让惊慌失措的失去抵抗能力的军人、逃难的百姓肝胆欲裂。一个没有足够实力保护它的臣民的政府在强悍的外族肆意凌辱中，只能是任由其横行霸道，向地面上的平民百姓肆无忌惮地扫射、投下一串又一串的炸弹

航空救国？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会有着一颗绝对与众不同的头颅和极其敏锐的思维。从第一架飞机诞生后，当西方人还在对航空进行更深一步探索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航空将对日后世界发生影响。

1923年4月2日，孙中山在参加南昌航空教导队开学典礼讲话中，多次提到“航空救国”。8月，他在广州参观由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架飞机“乐士文”号的时候，又08驼峰航线　国殇当场提笔写下“航空救国”以示鼓励，当时落后的中国处处需要大规模工业化，可他并没有说“电力救国”、“纺织救国”、“运输救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飞机在未来世界重要性的认识。

很多老人都说，后来满腔热血参加空军，都是冲着国父的这句话来的。

孙中山先生的洞察力是超前的。但事与愿违，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和什么样的程度，航空工业都是一门涉及诸多尖端学科的工业，与乡下打铁造弯月犁永远都是两码事儿，在一个连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没有的国度里，靠它“救国”，肯定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一部中国航空史，可以管窥全貌，不难看到，直到抗战那一刻，中国空军也总共只有305架老式陈旧、杂七杂八的飞机，且没有一架国产，全部是来自国外：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苏联飞在天上，那情景，就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长安街上跑的小汽车差不多。

就是这些，也因为蒋介石在讨伐各路军阀中，收买、劝降、招安、征服，把盘踞在中国四处并独霸一方大大小小的“山大王”、“地头蛇”几乎全部收编归顺到自己麾下。

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万国牌”的飞机。

中日开战后，日本人已经用单翼、时速超过三百公里的“零式”战斗机了，而中国空军还在用外形像“书架”一般、两个“翅膀”的“霍克Ⅲ”，就是这样，整个空军也只能有七十多架飞机可以升空作战。和地面部队一样，中国空军英勇的小伙子们，拼尽全力，尽管也打出了威震长空的“八一四”大捷，但还是难以阻挡住敌人凶猛的攻击。

到了1941年，本就基础极其薄弱的中国空军在数次和敌人交火后，损失惨重，飞机来源几乎断绝。剩下的，也都是老掉牙的，性能极为落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

和地面部队一样，空中打不过，就一个字——跑！

跑警报之一从1938年开始，“跑警报”就成了在日本飞机耀武扬威下的中国人几乎天天必说的一句话、必做的一件事儿。

跑警报不仅是人跑，飞机也要跑！

成都市郊接合处，穿过一处污水沟，就是低矮破旧的农舍，推开残缺的木门，一位个子不高、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双鞋磨得露出底色但却擦得一尘不染的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老人叫陈学波，原国民党中国空军三大队飞行员

解放军攻占成都前夕，老人随着部队起义，之后回乡种地。至今还是农民的陈学波老人说起当年为躲避日本人战斗机，开着飞机“跑警报”的情景，心头别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