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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暴动导致300多家支持共产党的左派报馆、学校、工厂、商店和工会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和工作，右派激进分子还焚烧商店，推翻汽车封锁道路，使香港的地面交通陷于瘫痪，那些打着支持国民党旗子到处捣乱的暴徒还四处抢劫商店，因此给香港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最后港督葛量洪不得不派出军警搜捕暴徒，这才将这起事件平息。

父亲因为有着国民党党员这个特殊而敏感的身份，也在事件发生前受到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鼓动，他们希望父亲能加入他们的阵营，一起反共。向来不愿意涉入政事的父亲当初就是为了避免卷入国共两党的纷争而移居香港，现在年事已高，更是不想参与其中，自然是回绝了他们的这个要求。

但从此以后，父母想要过的那种平静生活便被打破了。隔三差五就有仍然不肯死心，上门游说的人前来找父亲，不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不厌其烦的劝说父亲，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实在是让年事渐高的父母有些吃不消。

从父亲口中听说这件事情后，我立刻决定接父母来德国与我们一起居住。以前香港还算太平无事，加之那里的确有不少因为听信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传而从上海逃往香港的父亲以前的朋友，年纪大的人总是比较念旧，故土难离的心情我也能理解，所以我也不想让他们失了晚年的乐趣，因此他们不想离开香港我也就由着他们了。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香港治安这么乱，这些国共纷争就象是个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到时受到危害的还不都是那些普通的市民？这次的暴动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还死伤300多人，那些不死心的右派分子又一天到晚的纠缠着父亲，还不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身安全都是问题，更何况这天天这样精神上的折磨，这还怎么让二老安度晚年，怎么让我放心父母继续住在香港呢？

为此，沃尔特和我坚决的劝说父母早日将香港的产业处理出手，索性离开香港到德国与我们同住，也就此断了那些右派分子的想头，落个耳根子清净。至于如果在这里住了时间长，想回去看看，也不是什么难事，反正也不过是一张机票的事情。

父母这次倒是没有反对我的提议，可能他们也是被香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给吓怕了，尤其是父亲，这次更是主动张罗着要将香港的众多楼盘单位出手，以便早日离开香港，不再理会这些纷杂的世事，躲个清净。

1957年春节前夕，父母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和许多的无奈，只得离开了生活了了十多年的香港，来到了慕尼黑，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布林纳街买下了一栋小楼，从此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父母的到来，不但让我可以好好地奉养关心他们的晚年生活，而且还让我的几个孩子有了外公外婆可以亲近，也让工作都繁忙的我和沃尔特也可以轻松不少。爷爷更是高兴极了，虽然爸爸和他差了一辈，但毕竟还是当年老友的孩子，觉得在我们都去上班的时候，他自己也有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总是没事就带着几个孩子去父母那里串门。

父母虽然离开了故土，心里一时也感觉有些伤感，但德国是他们年轻时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一来没有语言障碍，二来这里还住着许多老朋友，因此闲暇之余，他们也会去看看这些老朋友，叙叙旧，维也纳的叔叔家从那以后便成了父母去的最多的地方。有时父母还会到德国附近的几个国家旅游一番，所以倒也没有感觉孤单和寂寞。

我看到父母来到德国后的生活过的很充实，很开心的，也为他们而感到高兴。惟独让我感觉到遗憾的是，原本我打算让几个孩子在读书之后，乘每年的寒暑两假去中国亲身感受中国文化魅力的这个机会是没有了，它目前看来只能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梦想，不知道什么时候祖国的大门能向我们敞开，那时我一定要带孩子回去看看！

1957年中旬，40岁的沃尔特在参加工作后5年，考出了国家注册建筑师的执照，成为了他们公司里举足轻重的中流砥柱，在他得到老板赏识，事业上步步青云之际，随之而得到变化的便是我们家的生活也变得更好，逐渐向中层阶级靠拢。我们不但换了更大的家，还换了新车，足够装得下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外出郊游的。

这一年里，最值得我高兴的事情便是约瑟夫的婚事。他在大学毕业后，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大众汽车公司里，找了一个长着一头咖啡色头发的德国姑娘。当他把那个有些羞涩的年轻姑娘带来我们家，向我们报告他们准备结婚的喜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就象是约瑟夫的母亲一样，这个自己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