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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值班看守员当即向预审小组报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轮到值班，马上调车召人，把朱远芳送往医院救治。

朱远芳当时是被作为要犯关押的，杜培生亲自守在旁边，看着医生对她实施抢救。医生所有的抢救手段和所用的药物，均须经他点头。朱远芳送进医院时，发烧高达42℃，已经处于完全昏迷状态。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一刻钟后体温反而蹿到了42．4℃。

内科主任、副院长等高年资大夫都被召到急诊室，经紧急磋商，决定再注射退烧针，并敷以冰袋强迫降温。双管齐下，温度才缓缓下降，人却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时后，温度降到40℃时，朱远芳说起了胡话，其中反复说到的是“盛炜富”三个字，听上去是一个人的姓名；另外，频率较高的还有“三连七排”。当时的公安机关，由于经济原因，装备很差，所以也无法弄一台录音机放在朱远芳床头，杜培生只好守在朱远芳旁边用笔记录。朱远芳说了持续大约个把小时的胡话，杜培生和另一个女预审员记下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一时无法辨别的就以汉语拼音记下谐音。

朱远芳退烧后，公安机关从人道主义出发，出资请医院为她作了全方位的体检，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检测手段，最后未发现内脏有什么隐疾。医生认为这次发烧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疗、检查的五天里，公安机关派出了近百人次的侦察员进行秘密监守；另外，因其是病人，还专门抽调了四名女干警，分两班昼夜在病房照料。

朱远芳入院的当天，杜培生就和预审小组全体成员埋头研究了她在发高烧时所说的胡话内容，认为从“三连七排”来判断，应当是某个军垦农场的编制番号，结合同监犯所反映的她了解黑龙江农场，初步可以认定她曾在黑龙江境内的某个军垦农场待过。至于“盛炜富”，可能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她还说过“咱俩”，因此多半是她的恋人。极有可能是同学、同事。根据上述判断，杜培生决定派四名预审员，带着朱远芳的照片，即赴东北，分头去军垦农场调查是否熟悉此人，调查路线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如东三省均无，则去内蒙古调查。杜培生特别强调：“不要考虑路远路近顺道不顺道，先查黑龙江！”

结果，预审员凭着朱远芳的照片和“盛炜富”这个名字，很快就查到了朱远芳亦即钟秀翔的底细。当再次审讯，杜培生叫出“钟秀翔”三个字时，这个克格勃女特工原本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如纸，双目眸子定住不动，呆若木鸡地望着预审员，她怎么也没想到公安机关竟会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查到了她的真名实姓。

当然，奥妙并不在于这个真名，而是她所有的底细无疑也随之暴露了。

杜培生用一种成分复杂的眼光望着眼前这个和他女儿同岁的女犯，轻声问道：“你感到很震惊，是不是？要抽支烟定定神吗？”

钟秀翔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摇摇脑袋：“不必！”

“此刻，你有什么想法？”

钟秀翔抬起头，用一种令预审员大出意外也是从未从案犯口中听到过的朗朗之声回答：“你们可以查到我的底细，但是你们休想动摇我的信仰！”

坐在杜培生旁边的女预审员闻言拍案而起：“嚣张！你……”她想怒斥这个无耻之徒，但是却被杜培生一个手势阻止了。

杜培生脸上的神情变了，变得凛然威严，眼睛里透着一种严厉和嘲讽相杂的光泽，直射钟秀翔：“一个叛变自己祖国的人，也来法堂上谈什么信仰！请问你信仰什么？勃列日涅夫主义，希特勒哲学，抑或蒋介石的那一套？”

钟秀翔不甘示弱地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过自己是否意识到。实不相瞒，我的信仰是爱情至上！我这一生只爱过一次，只爱过一个人，可是我的爱情早已被你们埋葬了，所以，我仇视你们！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钟秀翔当初和恋人盛炜富越境叛国，盛炜富做梦也没想到苏联方面迎接他的是残酷的殴打和体罚，他无法忍受这种遭遇，在关押处写了一纸遗书，藏于内裤腰间，以衣服碎条搓成布绳上吊自尽了。苏联方面发现盛伟富死后，把尸体拖到黑龙江上，扔在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冰面上，作为对此事的了结。这个情况，钟秀翔因和盛伟富分开关押着，所以是不知道的。后来她答应当克格勃特工时，曾问过盛炜富的情况，苏方骗她说盛炜富早已参加苏联边防军，在巡逻时被中国越境潜伏在苏联境内的侦察兵杀死。钟秀翔当时听了，大哭一场，要来一瓶酒，朝着中国方向遥奠一番，发誓要为未婚夫报仇，这也是她死心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