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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结盟。十几岁的我

开始对国际政治忧心如焚。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攻势，并且对世

界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及左派力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就曾为此不安，他曾对基辛格

说：我是喜欢右派的，右派比左派好。他不喜欢勃兰特，因此他投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头子尼

克松一票。——回想起那个时期。我的感情同伟人何其的共鸣！我用极右的眼光看待世界上

的事情。除了朴正熙、阮文绍和蒋介石外，我认定世界一切政治势力的领袖，只要他亲美，

他必定是清醒而英明的；相反，智利的阿连德是个政治侏儒，诗人聂鲁达是可耻的克格勃特

务，几内亚的塞方·杜尔不可救药，埃及的纳赛尔可悲可叹，我尤其痛恨印度的英迪拉·甘

地夫人（这个女人不但亲苏，而且反华），更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自信中国拥有巨大

威望的非洲，也出现了反华的喧嚣，埃塞俄比亚革命之后，其政府机关报《非洲号角》出现

了攻击中国的言论。第三世界的每一次政变都使我疑惑：是不是苏联搞的？南也门的教训足

以便人感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阴险：鲁巴伊总统的特使飞到北也门，面呈北也门总统加什米，

当特使打开包时，炸弹爆炸了，加什米当场丧命。几乎全体的阿技伯国家同南也门断绝了外

交关系。几天后，米格飞机轰炸南也门总统府，亲华而友善的鲁巴伊总统被政变部队绑在椅

子上用炸弹炸死。一箭双雕，两个国家落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七十

年代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高唱凯歌的时代，我以巨大的同情及善意看着美国的失

败，我还以厌恶的心情看待一切的反美歇斯底里——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是没有知识没有

文化的表现。少年的我心底的恐惧通过一部戏剧传达出来了，看起来中国人人心相通。那部

戏剧的名字好像叫《丛林战鼓》什么的，70年代末在北京上演，讲的是黑非洲某国解放阵

线的参谋长，无意当中获取了一份苏联意欲在非洲扩张的计划，在他不顾漂亮的苏联女间谍

千方百计的阻挠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被暗杀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和我一样的扼

腕叹息：要是记者招待会能如期发布就好了。我以无比的痛心看着第三世界：苦难的人们，

你们都干些什么呀？签定友好条约、接受苏古教官、占领美国使馆、杀害美国志愿人员……

孰敌孰友，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毫无疑问，柬埔寨及阿富汗事件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信赖。

我鼓掌，和美国人、中国人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我欢呼，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毅然参加洛杉机奥运会。

这一切切的触摸自然成为大学时代我全身心感受美国的基石。二十几岁的教授、英俊的

总统、热烈的选举、高超的电影、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等等……大国的冲击是不可估量

的，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主要是精神生活，细想起来，无一不和美国有关。插一

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渐渐进入美国体内的时候，没有办法深思熟虑，这一点我不愿多

做宏议。

当时有一点事实不容否定，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一

点今天也很昭显：比如海湾战争）。因为美国的悲也好喜也好对人类都有特别强烈的代表意

义，“挑战者”坠毁的典型悲剧使我们隐入痛楚和昏迷。我极端崇拜里根，我的辅导员对我

说：“里根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那一年，里根到了上海，天哪，

真让我们倾倒。他参加一家电视机厂，突然，他摆脱随从，走到工作台上，礼貌地向女工提

出请求，然后熟练地帮助她操练电镀板，我猜那位女工一定会想：“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

刻。”当时我们同室室友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我们，“永恒之女神，领

导我们走”。

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民主

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