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部分(第2/4 页)

到的恐惧，霍梅尼承诺，阿訇和宗教狂热分子不得直接统治国家，但是可以提供建议。他为未来确立了四条原则：使用伊斯兰律法，清除腐败，取消不公正的法律，终结外国势力对伊朗事务的干涉。这些并不容易让人们记住，但是这种将不仅是伊朗而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都囊括进去的说法，为他赢得了各式各样的支持者。20世纪70年代，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该国有超过40％的人口都营养不良；不平等的现象随处可见，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的处境几乎毫无改善。霍梅尼称，是时候该由伊朗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他向战士们呼吁：“即使他们向你们开枪并杀死你们”，死了成千上万，但终将证明，“鲜血的力量比刀剑更强大”！

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寄托着美国人太多希望的伊朗国王前往德黑兰机场，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觉得累了，需要休息。”然后最后一次飞离了这个国家。没人知道他能否阻止后续事情的发生。而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反应则更为明确：在这一被卡特总统称作“我的外交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的日子，西德总理施密特（Schmidt）在讨论中东问题时发出“人身攻击”，称是“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干涉……才导致了全球的石油问题”。

美国人还希望作最后的挣扎，事实证明他们醒悟得太晚了。1979年初，华盛顿将美国欧洲司令部总司令罗伯特？哈伊瑟（Robert　Huyser）派往德黑兰，以证明美国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并且特别强调，美国的军队将继续力挺该政权。然而没过多久，哈伊瑟就意识到前景的不妙，甚至还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他的亲眼所见足以让他明白，伊朗国王来日无多，霍梅尼不可阻挡。

美国的政策可谓支离破碎。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伊朗及其周边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百依百顺，同时赶走或替换那些拒绝与美国合作的人。这种试图控制亚洲复杂中心地区的政策，最后被证明是场彻彻底底的失败。用当时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安东尼？帕森斯爵士（Sir　Anthony　Parsons）的话说，西方国家“使用了正确的望远镜……但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更糟糕的是，反美言论现在几乎遍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转向苏联；印度和莫斯科的关系，也比和华盛顿的更亲密；而只要有可能，巴基斯坦将随时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在这幅拼图中，伊朗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块，然而现在却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这看起来像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霍梅尼在1979年末所说的：“东方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出自那些西方的外国人，在当前则是美国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伊朗国王的倒台加深了华盛顿的恐慌，也增加了莫斯科的希望。对苏联人来说，伊朗的崩溃似乎意味着一个充满机遇的转折点。可笑的是，西方不仅误判了伊朗的局势，还误判了其他地区的局势——如阿富汗。美国驻喀布尔大使曾经在1978年的汇报中说，两国的关系相当好。确实，在乐观的美国人看来，阿富汗的确是个很成功的案例，就像以前的伊朗一样。自50年代以来，当地学校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更多的学生选择了像医学、法律和科学这样的技术性学科；女性的教育也开始取得成效，获得初等教育的女孩数量大幅增加。

有传言称，1973年上台的达乌德总统其实受雇于美国的中情局，而他推行的激进策略也是美国人一手策划的。尽管这是个无稽之谈，但还是引得华盛顿和莫斯科外交官们进行了大量调查，这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压力是多么的大——这可是它们在亚洲“大博弈”中的最后一局。

在短暂的混乱过后，如何稳定局面成了当务之急。从任何角度看，美国都似乎严重偏离了它的路线。它在伊朗国王身上投下的赌注看来已经是赔光了，不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还有其他的国家正等着美国人去喊价。随着伊朗革命的结束，随着伊拉克倒向苏联，美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它的下一步动作，并且最终再次引发了一场灾难。

第二十四章

灾难之路

伊朗革命使得美国在该地区搭建的纸牌屋轰然倒塌。其实，那里早就已经出现不稳定的迹象了。君主政权的腐败、经济萧条、政治瘫痪以及当局暴政，为那些勇敢的批评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们的改革承诺逐渐深入人心。

不少人为伊朗的前途愈发感到紧张、担忧，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正积极密谋着如何利用这一局面。即便在克格勃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