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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惩罚。

尽管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统治者（逐渐夺取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的控制权）有意放眼新世界，但最终还是让葡萄牙抓住了先机。自13世纪起，葡萄牙一直在积极建立与北欧、南欧和非洲市场之间的联系。早在迪尼什国王（King　Dinis）统治时代（1279—1325），满载着来自穆斯林北非等地区大批物资的大吨位运输船，已频繁驶往佛兰德、英格兰、诺曼底、不列颠和拉罗歇尔（La　Rochelle），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塞维利亚（Seville）等城市。

如今，葡萄牙的野心与日俱增，它的实力也不断增强。首先，热那亚已经被挤出了黄金贸易圈；接着，在1415年，北非海岸的穆斯林城市休达（Ceuta）也被征服，目的只是为了展现积极进取的姿态，因为这个城市没有太大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但事实上，征服行动适得其反，因为夺取该城的代价太高，不仅搅乱了建立已久的商业纽带，而且愚蠢的统治政策还引起了当地人的敌意，比如将该城的一座大清真寺改成了基督教堂。

此次交战只是当时伊比利亚向穆斯林展现敌对态度的行动之一。当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在1454年写信给教皇，请求得到大西洋独家探索权的时候，他说他的动因是想去接触那些“印度人，据说他们信仰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规劝他们帮助基督徒一起对抗撒拉逊人”。

这并不是真实的意图，因为将葡萄牙扩张合法化的请求不仅意味着阻挠欧洲其他对手，更会被伊斯兰世界看成一种挑衅。事实上，葡萄牙的野心并不是插手穆斯林贸易、搅扰传统市场，而是在于开发新的贸易路线。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西洋东部的各个群岛，正是它们为葡萄牙人提供了探险基地和停泊港口，提供了淡水以及支撑船只继续安全远航的基地。

自15世纪中期开始，葡萄牙就有计划地开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以便延伸自己的触角并逐渐控制重要航道。阿尔金（Arguim，位于今毛利塔尼亚西岸）和圣乔治？达米纳（S？o　Jorge　da　Mina，位于今加纳大西洋海岸）都被建成了军事要塞和仓储城市。这些地方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便于进口管理，15世纪中叶的葡萄牙人坚信，从事非洲贸易是皇家的专利。葡萄牙还在一开始就制定出一个行政框架，正式规定了如何管理将来探索到的每一块土地。新的发现（如15世纪50年代发现的佛得角群岛）正好为葡萄牙提供了试验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卡斯蒂利亚人并非毫无作为。他们试图削弱葡萄牙人沿着海岸不断向南扩张的势力，直接用武力攻击悬挂对手旗帜的船只。1479年的《阿尔卡苏瓦什条约》（Treaty　of　Alcá？ovas）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一方面是给卡斯蒂利亚人控制加那利群岛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承认了葡萄牙在西非及其他群岛的特权。

然而，揭开非洲面纱、引发西欧转型的并非针对领土资源的高层政治、教皇特许或王室竞争。真正的突破出现于富有企业精神的船长意识到，除了买卖食油、皮革和黄金之外，还有更为简单轻松的赚钱机会。正像欧洲历史在过去多次证明的那样，收益最大的莫过于贩卖人口。

非洲奴隶贸易在15世纪进入爆发期，并从一开始就展现出这是一桩非常赚钱的买卖。葡萄牙的农场和种植园需要大批的人力。可以这么说，通过葡萄牙王子资助的首次非洲远航带回的奴隶数目，足以帮助亚历山大大帝打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没过多久，富人的家里就“住满了男奴和女奴”，而奴隶主则把资金投向了别处从而变得更加富有。

很少有人对抓捕西非奴隶表示出道义上的不满，有的只是同情之声。一位葡萄牙编年史家记载过一次西非海岸捕捉非洲人的行动，描绘了1444年拉各斯港（Lagos）的呻吟、哀号和泪水。当俘虏们意识到必须“父子分离，夫妻诀别，兄弟永隔”的时候，他们的悲伤无以复加。“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都无法忍受这样撕心裂肺的场景！”一位旁观者这样写道。

然而这样的同情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买者和卖者都不太在意他们交易的是什么。王室也不在意，在他们看来，奴隶不仅是额外的劳力，而且还是另一种收入渠道：“昆托”（quinto），一种占非洲贸易收益五分之一的税。所以，带来的奴隶越多，卖掉越多，收益也就越高。连那位曾被自己的所见所闻深深打动的编年史家在两年后再次见到类似的场景时，都已经麻木了。他亲自参与了一场抓捕奴隶的行动，一个女人和她两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