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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美国人活跃奔忙，勇于冒风险，积极从事商业活动，不断建立新企业，决心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在技术上乘风破浪，跨入未来。我看到的一切都证实了我对自由企业制的信念。它创造新财富，增加新就业机会，使人民生活美好，刺激需求，促使建立新企业，开始新的良性循环。政府应只限于采取控制措施，以保护公共安全，防止劳资任一方妨碍竞争，除此之外不应干涉运作明显成功的自由市场。

然而，使我感到关切的是，美国人当前的纳税负担太重，很可能使我国的企业活力受到严重影响。来自消费者或企业的每一美元税收发挥的作用，都不如把这一美元留在私人手中发挥的作用大。

我之所以如此强烈地相信创造就业机会的自由企业制，是因为就业能最妥善地解决大部分社会弊病。我的父母到这个国家来不是寻求政府支持，而是寻找就业机会。他们在兴隆的服装业提供的工作职位上劳动了一辈子。他们工资不高，但足以过上好的生活，抚养子女，甚至偶尔享受一下。

因为我表达了这些信念，有些人就急急忙忙给我贴上“共和党人”的标签。我并不是天生的反政府主义者，我是出生在经济大萧条、实施新政时期的孩子。在我童年时的家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英雄。政府帮助了我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便宜的公共地铁系统使他们能上班干活，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公立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法律保护，使他们的劳动不受剥削。我母亲加入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也保护了她，因为法律保证了该联合会的集体合同权。社会保障制度使我的父母能够在退休后不失尊严地生活。在晚年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中，老年保健医疗使他们享受了高质量的治疗和照料。我受到了免费高等教育，因为纽约市向它的公民征了税，以便对移民和工人阶级的子女进行智力投资。

政府津贴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正在爆炸性地膨胀，贫困人民和中产阶级对政府津贴计划依赖性都很大。当代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是如何把必需的财务责任与这种膨胀一致起来。现实地说，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减政府津贴计划，要么提高税收以支付这种计划。我们不能一直靠增加赤字使账面平衡。然而许多从政的人都希望这些计划不受严格的财务审议，因为不这样做就要冒政治自杀的风险。我们正在把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只有我国领导人愿意直截了当地向人民讲清这一问题，同时人民愿意接受严酷的现实，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子孙后代免于背上压断脊梁骨的债务。当然，在我说这番话时我充分意识到我这样说用不着踌躇，因为迄今我没要求任何人投我的票。

虽然当前关于“减少政府干预”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我希望政府在履行其中一种职责时积极有力，这就是确保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宪法的保护。我国的宪法和民族道德心要求每个美国人都有尊严和受到尊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样的机会。使我受益匪浅的60年代通过的平民权利法来之不易，是当前受嘲弄的自由主义者奋斗的结果。这些自由主义者是勇敢的领袖，他们是在击败那些奢谈“州权”和“财产权”的别有用心之徒的反对之后才赢得这些成果的。

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的真谛在于平等，并不意味着优惠待遇。优惠待遇，不管其本意多么善良，最终总会引起得不到优惠的人的反感。而且优惠待遇贬低了美国少数民族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绩。当前就消除种族歧视问题进行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含义理解不一致。如果消除种族歧视意味着提供平等的机会，我双手赞成；如果它是指对一部分人给予优惠待遇，或向不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我则表示反对。我受益于军队中的机会平等和消除种族歧视，但我并没受到优惠待遇。美国军队中的公正体现在坚决执行这种原则：个人表现是决定晋升的惟一标准。如果表现一样而不能一样地晋升，那制度就有问题了，我国领导人就有责任把它整治好。如果由于长期受歧视使某些美国人难以达到标准，公正的做法只能是对他们采取临时性的措施，帮助他们赶上去，按平等的条件竞争。从最好的意义上讲，消除种族歧视应能促进平等对待，而不是把种族的区别对待颠倒过来。“有利于”某一群体的区别对待，必然意味着“不利于”另一群体。因此一切区别对待都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对我的政治哲学进行归纳，我是一个以社会良心为出发点的财政保守派。

我找到了自己的哲学，虽然未找到政治皈依。我国的两个大党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