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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女儿会，“我要回来子弟会”，“我们母亲们动员起来协会”，“民族主义行动者协会”和“警卫美国协会”的人。他们是象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约翰·张伯伦，马克斯·伊斯特曼，詹姆斯·伯纳姆和威廉·巴克利这样的反知识分子派。（这个巴克利写道，“麦卡锡主义……是一种有善良意志和有强烈道德观念的人都会团结在它的周围的运动。”）他们都是在反对罗斯福立法，反对与西欧结盟，反对联合国，反对通讯革命，反对排犹主义，反对平等主义的狂热，反对种族平等，反对四十年代美国内部大移民，反对取消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斗争，反对扩大两代人矛盾等等的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在支持麦卡锡的大会中，高声歌唱，“只有人民爱老乔”，政客们都认定那黑魆魆的大批大批困惑的选民们是支持他们的。在1953和1954年之交的冬天，国会里有人认为，参议院中有八个参议员是由于麦卡锡的支持才当选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开始时，这位威斯康星的后辈参议员叱咤一时，睥睨一切，罗伊·科恩就站在他的左右。戴维·沙因可不在那里，因为他被征召去服兵役了。华盛顿没有人认为他在与不在有什么重要。沙因并不是象科恩那样才气横溢。事实上，麦卡锡私下里己经认为沙因使他头痛。他没有对科恩这样说，因为他需要科恩。但他现在发现科恩也是需要有个人的。他需要的就是沙因。

陆军征召沙因的通知是7月间发来的。看来这对他是个意外的打击，他可能连他己进行服役登记这一点也忘掉了。他本来一直和科恩两人过着忙碌而活跃的生活——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两人住在斯塔特勒饭店毗连的房间，在曼哈顿过快活的周末，策划对庞大官僚机构发动突然袭击，一想到这些事就其乐无穷。麦卡锡是个懒惰的煽动家，他把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日常事务让给他们去处理。他们也以为自己是非常保险，而且看来也确是如此。要是首都没有人敢向他们还手，谁还会在太岁头上动土呢，答案是，沙因家乡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兵役局。这是有讽刺意味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公民先生们离开权力机构太远，不知道沙因有那么有权有势的人物做朋友。他们也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难题，如果说华盛顿觉得有什么东西比之麦卡锡还更可怕的话，那就是征募兵役的丑闻了。

科恩最初的想法，是认为他的朋友应当立即取得军官的委任。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陆军、海军、空军都予拒绝，认为他不够格。科恩于是把陆军驻国会的联络官迩尔斯·雷伯准将叫去办公室。后来陆军的特别顾问约瑟夫·韦尔奇对他就此事进行过质询。

『韦尔奇：你当时确已知道科恩是这个委员会的顾向么？

雷伯：是的，韦尔奇先生。

韦尔奇：他这个职位……是使你增加还是减少你对处理这个问题的兴趣呢？

雷伯：……我觉得是兴趣增加了。

韦尔奇：我们且不用“不正当”的影响和压力这样的字眼，你能否回忆到以前有过什么情况，你受对比这更大的压力呢？

雷伯：我回忆不到我以前受到过比这更大压力的情况了。』

五角大楼并不曾忽视沙因的问题。事实上，对外界说来，沙因事件最令人注目之处，并不是来自科恩的压力，而是军事机构对一个富有的年青的麦卡锡门徒这样主动另眼相看，而他毕竟不过是该年征募的近五十万美国人中的一名而已。沙因的问题，经过国防部长、陆军部长、两位陆军参谋长、一位副参谋长，陆军的人事行政处处长、运输兵总监、负责和国会联系的空军少将和海军的军法官研究过的。

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他原是一个纽约纺织工业家，后来在沙因案中，他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指令两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就沙因是否是当军官的材料再次进行研究。与此同时，那个想当军官的年青人也开始对这事情发生兴趣。雷伯将军第一次接见他时，他己经准备就在那里举起右手宣誓，马上成为一个军官了。谁知雷伯向他解释说，没有那么简单，这使他颇为困窘失望。后来这位将军就此事作见证时说：“看来他以为一切填表和办理各种手续，都是不必要的例行公文手续。”

1953年11月3日，沙因开始穿上军服。在纽约执行临时任务十五天以后（“把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搞完”），就被派到新泽西州狄克斯堡K连，进行为期四周的基本训练。主要由于科恩的竖持，他的问题还未最后定局。事实上，这问题愈来愈使人感兴趣了。不能说，军队处理问题真是那么不灵活。沙因和其他新入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