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部分(第3/4 页)

，目的就是保证美国不受侵略。

当然，他们的理论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的。而且在总统和国务卿各走各的路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方面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异常，而它的军事支出则吝啬小气，这是个矛盾。但这点很少受到观察家的注意，这真使人奇怪。在两次大战之间，历届总统们努力避免卷进国外事务的时候，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威慑力量。但是美国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英国式和平”己由“美国式和平”所接替。过去英国要派遣炮舰巡逻的地方，现在则由美国派出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要有多种的威慑力量，才能保持和平。正是因为这点，那种所谓“每块钱都要花得值得”——似乎世界政治只是象7月4日庆祝国庆那样——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

年青的亨利·基辛格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4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职以后，就写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对美国的世界地位进行了逻辑严谨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由于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削弱，并且除了核弹就别无其他武器，每一次外交上发生分歧有诉诸武力的危险时候，就要把国家的安全作为赌注。迪安·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他在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对政府所谓大规模报复使美国取得“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这种谈话是荒谬的。他说，大规模报复只是别人采取主动权的反应。理查德·罗维尔对矛盾看得更清楚，他在1954年4月8日的《华盛顿来信》一文中预料，“在印度支那，原子弹和弓箭一样无用，一旦那里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就只能把地面部队恢复到原来的实力，接着还要扩大。”

※※※

华盛顿与印度支那相踞整整十二个小时——一处是半夜，另一处则是正午——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2月10日早上10时半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举行每星期三定期记者招待会时，黑夜正好笼罩着河内法军司令部法兰西大厦。有记者向他问及远隔半个地球以外那个地区的严重的军事形势。他说：“把差国在那个地区卷进热战，我比谁都更激烈反对。因此，我命令采取的一切步骤，其目的都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使我国不卷入。”

“总统先生，”接着一个记者问道，“你这句话能否理解为：不管印度支那战事怎样发展，你决心不卷进或者不是更深地卷进战争呢？”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但是，他又说：“我认为如果美国现在在任何这些地区中深深地卷入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美国的悲剧，特别是如果要用上大部队作战。”

比之后来的发展来说，当时美国部队在越南是为数很少的。早在上一届政府时，它们就在那里了。直至四十年代末为止，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都是法国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他们的地位略有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所谓“法兰西联邦”多半是做个样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目的是对付苏联所支持的胡志明的越盟叛军。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国，艾奇逊还强调说，美国的“根本政策，就是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演变，走向自治与独立”。他本来希望亚洲有些国家跟着就会承认这三国。但是，他们不愿采取行动，因为法国支持的傀儡保大亲王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当个不到职的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反感很大。艾奇逊不顾各国对保大的普遍蔑视，还是顽固地把美国的声誉押在印度支那。后来他回忆起来就很后侮，因为国务院里有个名叫约翰·奥利的同事曾警告过他，美国正在逐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有取代而不是补充法国的责任的倾向。”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陷入直接干预的泥坑，他指出“这些情况是会象滚雪球那样的。”但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起来了，我就不再回头看了。”

到了艾森豪威尔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法国三分之一的费用，向印度支那输送军火，向他们提供两百名空军技术人员。艾克也照样援助越南，但这样援助已显得不够了。越南危机已经深化。到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越南危机己经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场典型的交锋，比夏伊洛战役【夏伊洛位于田纳西州，是美围内战时一场重要战役的所在地，时间是1862年。——译者】和阿尔贡战役【阿尔贡在法国东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此进行重大战役。——译者】更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影响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