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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公使馆而不是大使馆。中国当时在国际上被压制在低下的地位；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外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1927年又被蒋介石中断。

关于被他看作必要条件的“战争或革命”，他解释道，他指的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对苏联的战争。至于“革命”，他的看法可以从下面的一连串反问中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造反？是不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得到足够的时间来治好它的创伤？或者因为颓丧虚弱的共产党已经有时间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经保证他什1同全国革命群众的联系了吗？罢工已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吗？总罢工已把无产阶级推向起义了吗？……”

从这样一些前提出发，托洛斯基论证中国农村群众的奋起和中共（在他看来已经“颓丧”）领导下建立和发展军队及根据地，是冒险主义的、注定要失败的，且毫无革命意义。

（以上引文据《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载利昂·托洛斯基着《中国革命问顾》（本文）第226——230页。）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邓演达在柏林对章克着重交待的一点、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①发生任何关系（不久蒋作宾被委任为公使，蒋在1927年12月曾与宋庆龄等人一起，为武汉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后投向蒋介石）。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汪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没有维持多久。②

①注视着中国事务的美国大使舒尔曼报告了他们在柏林的居留以及——主要依靠文森特·希恩提供的消息——她想避开他们的不安心情。舒尔曼1928年5月2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孙科昨抵柏林……他的继母从她的隐居处消失了……可能己听到了他来的消息。”他还报告说，孙科“因从政而发财了，而孙夫人在这里（柏林）的生活却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清贫。”

②这个地址是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的。请参看第九章有关部分。

宋庆龄在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邓演达告诉章克，“自从雷娜·普罗梅去世之后，一直没有人帮助孙夫人处理日常事务。我要你来就是为此。你来了，我很高兴。这也是为革命、为国家做工作。”

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①，是租的房子。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帮助邓收集资料，以便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①1925年在柏林时，邓演达曾同朱德（后任红军总司今）在一个革命研究小组，朱当时也在那里留学。

②邓演达着《新艺术的诞生》（1927年4月、5月）、《中国内战和文化问题》

章克对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和邓演达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11点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东西，然后来回住所，他到大学会上课（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开设的德语课）。傍晚，他又到来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请他吃完晚饭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他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他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