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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船只如经过港澳即不准在广东卸货。英国货物和船只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进入广东，其他国家船只如不经过香港或澳门则允许到广东自由贸易。违反上述规定者，其货物全部没收，由特别委员会予以拍卖。”

美国激进的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罢工高潮阶段，在宋庆龄（向广州政府疏通）和鲍罗廷夫人（向罢工委员会疏通）的帮助下，来到了广州。她从一个热烈同情者的观点描写了罢工情况。她对工人斗争富有经验，曾积极参与1919年美国西雅图的大罢工。她写道：

“我就像刚离开古老的亚洲，忽然闯进了现代世界。……这次广州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这儿不是外乡异域，而是故乡。

“辛西娅（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21岁）……指给我看一条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这是罢工工人献给广州的礼物，以报答广州将自己与黄埔联接起来的友好举动。黄埔是广州的港口和军事基地，位于下游11英里处。

“她说，‘罢工工人正在加强这座城市，好让我们永远牢记这次罢工。’

“……成立最早的现代工会——海员工会领导了罢工。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主席，也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我说，‘共有140个工会参加。这不是一场种族斗争，也不是中英斗争。请代我们转告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记述了这次罢工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影响：

“我先去了香港。广州罢工，罢工工人坚持了6个月的封锁……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银行向伦敦求救以免破产，这个城市每天要损失100多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后内华达州的那些鬼镇吗？我整个夏天都在想，这种现象会不会在大英帝国的第三大港——在东方的第一大港——出现。’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①

①博格著书，见上条，第42—44页。

纽约《民族》杂志编辑刘易斯·甘尼特在这年冬天去中国旅行，他写到香港的情况：

“……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广州开始罢工、封锁香港、香港华工响应，航运降至每天34艘。房地产价跌落一半……英国大银行（东方最强的金融机构）股票价格也跌落了一百多个百分点……”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章《广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写报道的概述。

后来，一位研究这次罢工的学者说，

“1926年10月封锁终止时，香港看起来完全像一座荒废了的村庄。买卖停止。大楼空荡荡的。办公室都关了门。几乎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①

①博格引用刘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杂志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有一件事情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但却使享受特权的香港外国人可能最难忘记，也最为痛心疾首。那就是当他们那些中国佣人走掉以后，他们不得不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带孩子、自己倒垃圾——几十年来在东方的外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怎样去干这些活计了。

香港当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引诱那些罢工工人回来——而在平时，他们对那些不顺从的工人是驱逐出境犹恐不及的。但是，他们的引诱未获成功。

①语出自《圣经》，指干苦活的人。——译者

罢工期间，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要吃要住。宋庆龄在上海投身于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处的华人社会。光是海外华侨的捐款经她手汇往广州的达10万美元以上。在她回广州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海员苏兆征率领一个代表团专门前去向她致谢。除了财政支持之外，孙中山夫人的名字作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这次罢工的政治声誉。

在上海时，宋庆龄同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会长是共产党人向警予）紧密合作。7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听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