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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开辟一个新天地，一方面又要告诉自己，要允许自己失败。

张：批评会永远存在。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读者都喜欢，但能让一部分读者非常喜欢就足够了。那表明他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打到了人性的最深处，譬如《玉米》和《青衣》。

毕：这个话我非常喜欢：打到人性很深的地方。

张：《玉米》是您最受读者喜爱的小说。但对于玉米，您曾说过：“如果玉米是我的母亲、妻子或女儿，这么说吧，如果玉米是我的邻居或办公室的同事，我将如何和她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呢？这个虚空的假设让我心慌。我对玉米一定是礼貌的，客气的，得体的，但我绝对不会对玉米说，你围巾的颜色不大对，你该减肥了。我感觉到了我们在气质上的抵触。”这是否表明，您对玉米这一形象持以批判的态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毕飞宇（5）

毕：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对《玉米》这篇小说的评价，一是对玉米这个人的评价。对小说《玉米》我是满意的，对“玉米”这个人我真的不爱。按道理说，一个小说家写出一个人物被人广为接受的话，你就应该对这个主人公有特殊的感情。是，我对她也有特殊的感情，但不是那么回事，我不爱她。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不停地在和玉米掰手腕。这个女孩子的力量太大，我的人整个儿绷着，我始终在和她较量，她的一举一动，始终在侵犯我的内心。而我在一步一步地安排她的命运，这构成了一种相互侵犯的关系，互不相饶，互不妥协，所以我特别振奋。我真没想到《玉米》这篇小说我四十天就把它写完了。我非常迷恋这个创作过程，那时候恨不得写得长一点，拖上一年半载的。可事实上，四十天之后，我就把它写完了。所以偶尔我还会回忆起来我写《玉米》的那个状态，好长时间魂不守舍。

张：不少人都是从权力文化的角度讨论《玉米》的。

毕：是。不过这里头还是有区别的，我强调的其实是“极权文化”，而不是“权力文化”。二者有天壤之别。

张：您使用的概念和通常的概念可能有一定区别，批评家谈的“极权”指的是革命或者法西斯的一套体制，“权力文化”则与中国传统有关。您谈的“权力”则可能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更切近自由主义的概念。

毕：关于权力、极权，我们没有必要把福柯等一系列的哲学家们拖出来谈。我不喜欢那样，那是学者们所做的事。谈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来谈比较好。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极权？复杂吗？不复杂。福柯这个人真的是不讲理的，在权力面前，人是不自由的，这句话等于没说。权力就是专制，这句话也等于没说。我不喜欢穿衣服，可是，太阳有它的权力，在冬天，它跑到南边去了，天冷了，我们能不穿吗？

张：其实，读者对玉米的理解可能和您、和批评家都有一定差异。玉米很有心计，甚至也使手段，但最终呢，很多读者还是很喜爱她。这表明尽管您不爱玉米，但您的写作重现了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玉米做得不尽对，但她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的环境。她需要那样生活下去，她不会因为您这个作家不喜欢就不那样。您把她的内心展开了，让读者在通常判断为错误或不正确的行为之下看到了人性。这人性不是黑暗，而更多的是苦难与合理，是忧伤，是承担。这或许就是您和她“掰手腕”的原因。您不喜欢她，但您写作的方法提供了她被读者喜欢的人性的光芒。所以，读者的喜爱应该在此，而未必是批评家所说的与曹七巧的相似。

毕：将玉米和曹七巧放在一起比较，挺有趣。其实她们完全不一样的，即使是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面，我都有信心把它重写一遍。

张：说一句对张爱玲未必恭敬的话，她也许还没有挖掘出曹七巧更深的内心世界。

毕：王安忆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她比张爱玲更宽，我不认为王安忆自大。张爱玲是一个温度计，她把自己粘在中国社会的末端上，拉出一具尸体，然后，把尸体的体温告诉了我们。张爱玲的贡献就在这里，所以，她是冷的。

张：很多人还注意到了您“王家庄系列”中的权力文化问题，譬如汪政认为您的小说是“中国社会的权力镜像”，李敬泽认为《平原》描写了“*”中权力复制的荒诞及其对人性的扭曲。这类说法与您自己关于“人在人上”的“鬼文化”的思考有关。所以我想知道，权力对于个体的压制是不是您考虑的重心，或者说，权力对人的控制是不是您展开想象的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