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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听说，规定“林荫道”为“林*”的，是些文字权威；但出版过冯尼古特的人，怎么能把一些顶多厅局级的权威的歪理邪说奉为圭臬呢？想想冯尼古特在《顶呱呱的早餐》（《优胜者的早餐》）中干的事吧，美国国旗，美国国歌，那是何等“权威”的东西，可他挖苦它们，就像玩扑克时，朋友们挖苦我出了把臭牌。另外，买个博士文凭当权威的，因为是×××的小舅子当权威的，已越来越多，没必要对谁都唯命是从。

二十多年一闪而逝了，表面看去，“袁可嘉”在中国灰头土脸，即使不算全军覆没，在一片“回归”声中，它领地的大面积丢失也有目共睹。不说普通读者吧，单看从事文学写作的特殊读者，眼前也容易一片萧瑟。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我的这部分同行，即“袁可嘉”的前目标读者，大概觉得径直扑向出版商的钱袋和作协领导的奖杯不大堂皇，又没什么晋见的贿礼，就总惦记着先把“袁可嘉”批倒斗臭再转过身去投怀送抱：他们说，玩了百年，那些东西在西方已黔驴技穷，明显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干吗还接着玩，赶紧悬崖勒马吧，也许还能减少些损失；他们又说，这路东西，有什么特别，不就是把我们所有小说的开头都归拢成了同一个开头吗，“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那么容易模仿的东西，必然是些雕虫小技；他们还说，二战以后，英美欧陆，没出一个公认的大师，要么是上了宗教领袖的通缉令的，要么是公开承认靠嫖妓满足性需要的，要么就把白花花的诺贝尔银子赏给抛家弃国的高行健或热衷于把玩性变态的耶利内克，这足以证明，垂死的艺术只能配伍堕落的人……可我倒以为，不论回头浪子和九斤老太们如何遥相呼应地诋毁“袁可嘉”，事情却并非那么糟糕——当然，我不会像有些“袁可嘉”的辩护律师那么“现实主义”，只拘泥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枝节纠缠，以美国的监狱犯人喜欢《等待戈多》或哥伦比亚的确有人长出了猪尾巴作为地对空的拦截导弹，来说明贝克特其实并不“荒诞”，而马尔克斯的“魔幻”也有真实依托。我想说的是，就我目力所及的范围，我的所有同行，不论如何的九斤老太或怎样的回头浪子，都有过兴致勃勃地舞动着百年西方的刀叉勺子进食的经历，即使没把“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之类的句式用到小说开头，也在小说中间和小说结尾，留下了大肆化用套用它们的马迹蛛丝，而尤其说明问题的是，虽然他们已经自信得如同中国足球了，却仍然坚持谦虚谨慎，没好意思像有些吃新儒学饭的人那样，点着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讨来的美元，拍着胸脯子鼓励同胞说：21世纪嘛……。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刁斗（5）

21世纪刚刚开始，我不是诺查丹玛斯我不敢预测；但作为一个喜欢探头探脑的井底之蛙，我不会取消自己回望过去的权利。回望中国文学的包括我自己的这二十多年，我没法不承认，“袁可嘉”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流风余韵，作为一种艺术传统的源头活水，已“润物细无声”地渗入了中国文学的每一道思想缝隙，已“当春乃发生”地发酵和分蘖出了中国文学的真实叙事。我想，面对这样不容抹杀的实绩，感念“袁可嘉”，应该是每一个中国文学工作者应有的礼貌。

对话刁斗

边缘是小说最合适的位置

张赟 刁斗

张赟（以下简称张）：刁斗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您是一名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您认为您和以往年代的作家，比如知青作家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刁斗（以下简称刁）：文学是个大传统，精神、文化、修养、德行、趣味，甚至习惯，总以各种方式代代传承，就这一点而言，古今中外的许多作家对我都有影响，影响自然是联系的一种方式。知青一代作家也不例外。比如马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小说中那种崇智的东西就征服了我，到现在他自己都背叛它了，可我仍喜欢。不过马原好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青作家。还比如王小波，也不是你们那个意义上的知青作家吧，但90年代一看他的小说，我的认同几乎一瞬间就建立了起来。我的意思是，哪朝哪代的作家没有关系，既往那些乐于将小说引入智力游戏这个层面的作家，我都愿意引为同道。

说到区别，别说两代人，就是同一代人亲哥儿们，那区别也是又多又大的，我感觉，就我和长我十岁二十岁与小我十岁二十岁的作家比，有个根本的不同可能是，对某些“政治上正确”的东西，上一代仍然相信，下一代完全不信，我呢，我理智上已经不信了，可感情上还愿意那东西有些可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