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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被糟蹋了。

审计还指出，铺张浪费远不止于此。在工程费用、土地征收、道路修理、集资联建等事务中，同样存在铺张浪费。

第三，部分村官存在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经济问题。村里安装电话，会计和出纳每人减免2000元。村长潘义汉一年的手机费就报销了11000余元。此外，公款私借现象也多次发生。

被激怒的村民们，愤慨于村官们的“腐败”，并将村官们假想为掠夺他们土地和利益的团体。1998年9月8日，800余村民在中国第一份由农民起草的罢免书上签了名。很快，梧田镇政府、瓯海区人大常委会和民政局都接到了罢免书。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4）

一段日子后，村民们没有听到任何官方回复。起草者吴锡铭去征询区民政局的态度，并声称罢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民政局一官员答复说：“我说了不算，只有区委组织部和镇党委才能做主。”

无奈之下，吴锡铭跑到浙江省民政厅。敲开基层政权处的门，他终于听到了肯定的回答：“你们有权利罢免村委会主任，区民政局不同意，你们可以起诉他们不作为。”

1998年11月4日，《村委会组织法》开始施行，而非先前的试行，原先的24个条文也变成了30个条文，对照第19条、第20条，吴底气更足。

可是，法律条文似乎并不足以打动瓯海官方人士的心。四处碰壁的吴决定乘去北京大学看望女儿的机会，去趟民政部。

1998年底，颐和园的水已经结冰了。看过女儿，离开北京大学的吴，受到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刘喜堂的接待。吴担心国家部委的官员们对上访者不信任，特地将《温州日报》关于村民欲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报道，呈递给刘。

刘看到的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材料上，潘义汉的行为和一个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已经严重不相符：潘不顾村民重托，对村务财务未经村民同意，擅自超越职权自作主张，导致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譬如，对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暗箱操作，1996年村里建造三个厕所，未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造价未经公开投标，结算也不公开。

刘对他们的民主热情表示钦佩，并态度鲜明地支持他们的罢免案。

虽然有了国家部委官员的“口谕”，罢免案的启动依旧不那么顺畅。性格倔强的吴，不断给北京方面打电话。

不久，民政部要为《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开个全国性的会议，各个省民政厅和地级市民政局的官员被要求与会。会议组织者还特别留给梧田镇镇长一个特别的列席名额。

回忆刘喜堂对他描述过的会议的场景，吴黑黝黝的宽阔脸膛上，红彤彤的，光彩照人：“开完会后，刘处长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会议间隙发言，‘寮东的村民要罢免村委会主任，可是镇里却不同意，今天，我们把镇长邀请到现场，请他开完会回去启动罢免，尊重民意，贯彻《村委会组织法》。’”

吴说，会议结束后，刘还专程去宾馆和镇长谈话：“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别让他们老是上访啊。”

镇长回到温州，见到吴，打趣道：“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吴笑答：“你要请客，我不上访，北京怎么知道还有你这么一个镇长？”

1999年春节后，机关开始上班。吴一脸严肃地找镇长：“怎么老是搪塞，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罢免？”不愿意在推诿拖拉中慢慢等待，吴再度致电刘喜堂，恳望借助他的力量和途径，推动寮东村的罢免。

此时，另一份审计时限自1997年至1998年8月的审计报告出台。结论依旧是财务混乱，报酬不透明，铺张浪费等等。两份审计报告预示着罢免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吴的“上层路线”发生了效果。民政部将他们的罢免要求，向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作了汇报。据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在摁满手印的罢免书上作了批示。后面的事情一路顺风。浙江省民政厅决定派员前往寮东，督察村民提前改选村委会主任。

3月的一天，镇政府派出一个21人的工作组，前往“核实”村民的联名要求。来自温州人大常委会的消息说，一工作组成员把一个妇女“同意罢免”的意愿，写在“不同意罢免”一栏。看上去，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插曲，但在一个反感情绪压抑已久的村庄，它差不多成了政府有意抵制罢免的“证据”。

实际上，面对黄祝华等村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