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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乎？”

广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谥曰殇。无子，后以阳平幽王第五子匡后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气节。孝文器之。谓曰：“叔父必能仪形社稷，匡辅朕躬，今可改名为匡，以成克终之美。”宣武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茹皓始有宠，百寮微惮之。帝曾于山陵还，诏匡陪乘，又使皓登车。皓褰裳将上，匡谏，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当时壮其忠謇。宣武亲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惧为所害，廉慎自修，甚有声绩。迁恆州刺史。征为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

匡奏亲王及始籓、二籓王妻，悉有妃号。而三籓以下，皆谓之妻。上不得同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妇之号，窃以为疑。诏曰：“夫贵于朝，妻荣于室，妇女无定，升从其夫。三籓既启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齐也，理与己齐，可从妃例。”自是三籓王妻，名号始定。从除度支尚书。匡表引乐陵、章武之例，求绍洛侯封。诏付尚书议。尚书奏听袭封，以明兴绝之义。

时宣武委政于高肇，宗室倾惮，唯匡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于听事，意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切谏。肇闻而恶之。后因与太常卿刘芳议争权量，遂与肇声色。御史中尉王显奏匡曰：

自金行失御，群伪竞兴，礼坏乐崩，彝伦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推寻乐府，以黍裁寸，将均周、汉旧章。属云构中迁，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参考经、记，以一黍之大，用成分体，准之为尺，宣布施行。

暨正始中，故太乐令公孙崇辄自立意，以黍十二为寸，别造尺度，定律刊钟。皆向成讫，表求观试。时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请集朝英，议其得否。芳疑崇尺度与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经史复异，推造鲜据，非所宜行。时尚书令臣肇、清河王怿等，以崇造乖谬，与《周礼》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礼》更造，成讫量校，从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诏书，以黍刊寸，并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时议者多云芳是。唯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崇扶同。二途参差，频经考议。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后，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谓芳一尺为得。而尚书臣匡表云，刘、孙二尺，长短相倾，稽考两律，所容殊异，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参差，折中无所，自立一途，请求议判。当时议者，或是于匡，两途舛驳，未即时定。肇又云：“权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论，岂逾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

自尔以后，而匡与肇厉言都坐，声色相加，高下失其常伦，尊竞无复彝序。匡更表列，据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营督，规立钟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誉。乃凭枢衡之尊，藉舅氏之势，与夺任心，臧否自己，阿党刘芳，遏绝臣事。望势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经案古者，即被怒责。虽未指鹿化马，移天徙日，实使蕴藉之士，耸气坐端；怀道之夫，结舌筵次。”又言“芳昔与崇竞，恆言自作，今共臣论，忽称先朝。岂不前谓可行，辄欲自取；后知错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体，深失为下之义。复考校势臣之前，量度偏颇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嚣言肆意，彰于朝野。

然匡职当出纳，献替所在，斗尺权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见，能练臧否，宜应首唱义端，早辨诸惑，何故默心随从，不关一言，见芳成事，方出此语？计芳才学，与匡殊悬，所见浅深，不应相匹。今乃始发，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规成虚誉。况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汉时事，宁有铭伪新之号哉？又寻莽传，云莽居摄，即变汉制度。考校二证，非汉权明矣。复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权然相合。更云“芳尺与千金堰不同。”臣复量比，因见其异，二三浮滥，难可据准。又云“共构虚端，妄为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制”。臣案此欺诈，乃在于匡，不在于芳。何以言之？

芳先被敕，专造钟律，管籥优劣，是其所裁，权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门下索芳尺度，而芳牒报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复应下黍，更不增损，为造钟律，调正分寸而已”。检匡造时，在牒后一岁，芳于尔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岂为诈也？计崇造寸，积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见。先朝诏书，以黍成寸，首尾历然，宁有辄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动静，必副具瞻。若恃权阿党，诈托先诏，将指鹿化马，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