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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死名毁后不久，各地书院便纷纷复燃，最终汇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张居正的新政因触及了利益集团，且力度甚大，遭到顽强抵制并不足怪。另一方面，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第一个跳出来挑战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内阁有碧莲早开，张居正以祥瑞呈献给皇帝。冯保则不以为然，对张居正说：“主上幼年，不可用异物让他有玩物丧志之心。”

此事由万历下诏予以通报批评。

张居正拍马拍到了马脚上，自然无话可说。余懋学跟着就奏了一本，说张这样做，有失大臣风范。

小小的给事中也来说三道四。张居正心里恨恨，但忍下了没有发作。

第二年二月，余懋学又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余懋学这人，其实很清廉，只不过有些不识时务罢了。

这个小小的风浪刚过，到年底，更大的风潮又来了。

河南道试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你做得好，自然不应该怕人说；你做得不好，难道说说还不行吗？

哪个当头儿的愿意听这话？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　镇抚司是属于锦衣卫的机构，专管诏狱，直接奉旨办案，用刑尤其惨酷。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底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在这个事件中，大明官员不怕“逆鳞”的倔劲儿又表现了出来。给事中徐贞明心生不忿，半夜光着脚悄悄潜入诏狱，给傅应祯送去药粥（国家监狱看守似乎也不严）。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后被贬官。

此时是万历三年，张居正的专横还没有达到膨胀的程度，傅应祯因此躲过了廷杖这一劫。

但不怕死的仍然有，这一次，蹦出来的人叫人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张居正的门生，也是傅应祯的老乡——巡按辽东御史刘台。

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但刘台认为张居正钳制言论、斥责言官、结党营私，都是动摇国本的行为。虽然自己是张一手提拔的人，但也不愿坐视不问。他声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安福县志》）

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奏疏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刘台首先从内阁权限说起，他说，国初设置内阁，官职不高，因此没有总揽之弊。二百年来虽有作威作福者，总还是怕人议论，惴惴然避宰相之名。惟独“大学士张居正专政以来，每每自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进退？”致使大小臣工，不是惧怕他的威势，就是感怀他的恩德。

接着的驳难几乎势不可当。他说，既然张居正自称“吾守祖宗之法”，那么——

兴王大臣狱，诬陷高拱又是何企图？高拱擅权是有的，谋逆则闻所未闻。先是诬之逐之，逞宰相之威；后又私下里写信安慰，布宰相之恩。“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如今一有诏旨下，如果是严厉的，则张居正曰，我费力多少才不至于更严厉，于是人不敢不先谢他。如此，人们畏张居正甚于畏陛下。如果诏旨是温和的，则张居正曰，我多少费力方如此，人们又不敢不先谢他，于是人们感激张居正甚于感激陛下矣。“祖宗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