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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干系,因此,我认为国体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皇帝,而在于权力有没有制约。不然,何以解释英、日、德均有皇帝而国富民强,中国也有皇帝偏积贫积弱?”
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我当年支持立宪是这个道理,现在还是这个立场,权力,特别是不受制约地权力是万万不可取的,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后得到的只能是暴君和腐败!”
黄兴也说道:“中国刚刚实现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百姓还没有摆脱那种皇权至上的观念,需要一个强力人物来给他们希望,这个强力人物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旧时代的代表,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先驱。”
杨度又继续说道:“第三乃是军队的归谁,如果军队统属个人,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国家,这是相当危险的,说不定到时候就成为野心家的工具。如果当权者野心再大,却得不到军队的支持,那么法律和法院就能将他制服。军人应该独立于政治,不干涉政治方是百姓之福。”
杨士琦说道:“那么军人一定要涉政呢?”
不等杨度开口,徐天宝便说道:“那么他必须辞去军职,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政治。而且辞去军职之后,五年内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以防止军政勾结。”
随后,杨士琦、梁启超等人又各抒己见,在政治、政体上说了很多。随后,话题又从政治移到了经济上。
长期掌管北洋财政的梁士诒说道:“革命以来,各地纷纷独立,虽然名义上拥护中央,但在前清时期规定的解款却迟迟未到~”梁士诒说道此处顿了顿,看了看王永江,苦笑道:“其中尤以东北为最。盐税、邮费、铁路收入等,统统截留地方。”
徐天宝笑了,他看了看面色有些不悦的王永江,又说道:“那时候不上缴国库是因为信不过袁世凯,如今是此一时彼一时,东北地方上该上缴的还得上缴。”
王永江这才面色缓和了下来
梁士诒心里也踏实了,便继续说道:“政府财政,一般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税收,二是对外贸易。就我国目前来说,税收中,以田赋最为大头。田赋历来自古便是主要税源,所谓有土斯有财。前清田赋凌乱无章,弊端百出,民国后基本承袭旧制。田赋包括地丁、漕粮、租课、附加四大类共九种,其中以地丁、漕粮为主要税目。田赋除正额外,还有各种附加,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由于有永不加赋之言,故田赋主体不动,附加节节升高。前清以来,凡是举办什么事情财政紧张,一般都是利用田赋附加筹措抵充地,故而目前附加是正税地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徐天宝说道:“一个国家若不能对外掠夺别国百姓,便只能对内剥削本国百姓,如此日甚一日,最后官逼民反,改朝换代。我国自古历来重视农业而轻视工商业,只知道关起门来刮地皮。你们看洋人,打一次胜仗就得一笔巨款,所以他们本国的老百姓负担不重,再加上洋人政府处处为本国百姓撑腰,所以洋人百姓也拥护洋人政府。反观前清,屡战屡败,每败一次就割地赔款,百姓就收一次盘剥,最后积重难返。所以,我以为,中国要富强,第一是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确保割地赔款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而后再努力发展工商业,狠狠地赚洋人的钱,用洋人的钱来供我们开销,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梁启超笑了,说道:“这倒符合《孙子兵法》就粮于敌的说法,吃敌人一斗粮,等于节省自己十斗粮。”
众人又是哈哈大笑
1914年年初的这次政治会议影响深远,后来的国史编撰者们把这次会议成为“徐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国民党越走越近,两党互相之间的交流日多,隐然有了合并了的趋势。
304任重道远
1914年2月初,民国政府发布了第一部正式宪法,《临时约法》在经过修改后改名为《中华民国宪法》,成为民国第一大!法,一切与之相悖或者抵触的法律皆为无效。国家机构设置也发生了变化,该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军事力量最高指挥官。中央机构设置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有最高立法机构——国会、最高司法机构——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机构——政务院。地方上的机构也以此为参照,按照省市县三级分别设有三级地方议会、三级法院和三级市政府;撤销了原来的陆军部、海军部等设置,统统并入国防部等等。
在教育方面,各地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学校以公立学校为主,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在教育类型上,注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