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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楼，新建楼房有个性，与周围景观谐调，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楼房的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二层楼房，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殴设计，楼的正面有三连拱门洞，两侧为石台阶，当中一个蓄水池。整幢楼线条流畅，典雅浪漫，一楼设有大厅、书房、资料室、会客厅，二楼为居室、客房、餐厅，为意式建筑，但折中主义风格明显，设计也富有个性，这与当时欧洲的流行设计风格有关。

徐天宝在梁家仆人的带领下来到客厅，梁启超起身迎接，开门见山的说道：“我听闻徐公早年留学西洋，不知道是哪一所大学？”

徐天宝笑道：“那时候我在美国也是半工半读，无非是偷入这所大学听一节课，或是混入那所大学听一节课罢了~！主要学到了一些军事和国际政治的学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不敢不读的，还有一些关于日美、中日关系的史料和论文，期间读了一些叔本华和黑格尔著作~当然，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也曾有幸拜读过。”

梁启超频频点头，饶有兴趣地说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看来徐公涉猎颇广，读这么多的书，究竟是为什么？”

徐天宝笑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此言一出，梁启超心中一热，但脸上依然古井一般沉静。“哦，余斗胆问徐公，怎样才能救中国？谁才能救中国？袁项城呼？孙文呼？立宪呼？共和呼？”

241第三股势力

徐天宝答道：“恕我直言，袁世凯也罢，孙文也罢，都难堪大任。”

梁启超依旧古井无波地问道：“愿闻其详。”

徐天宝答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深晖旧式朝廷争权夺利，但是对新的政治架构显得有些茫然和不知所措的旧官僚。”

梁启超没有搭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徐天宝继续说道：“难道先生没有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除了政治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团体，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

徐天宝郑重其事地说道，“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足够强大的人，来把中国整合起来，统一起来。当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最好的样榜，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作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