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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如何？重演甲午战争吗？”徐世昌面无惧色

井口元太郎笑笑；答道：“为了保卫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强忍怒火的唐绍仪猛地捏紧了拳头

井口元太郎看到了唐绍仪的愤怒，但是他反倒更加嚣张地说道：“如果清国想要在东北修建铁路，我估计清国在资金和技术上都难以实现这个目标，依我看最好是中日合办的最好。”

唐绍仪冷冷道：“现在全国上下兴起了收回利权的活动，前日刚有吉长路中日合办的消息，士绅便议论纷纷。在此节骨眼上再提中日合办，恐怕此路是筑不成了。”

井口元太郎不屑地说道：“不与大日本帝国合作，你们得不到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样也修不成。”

徐天宝开口道：“我听说贵国的铁路技术也是从西欧引进的，如果我国要修建铁路，大可以聘请西欧工程师，好歹人家是祖师爷~~不是半道脱亚入欧的半吊子~”

“嗯~~”井口元太郎扳着脸，瞪着徐天宝，问道：“阁下就是热河都统徐天宝吗？幸会~~！”

“是~~以后我们会有更多机会交流的！”徐天宝狡黠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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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早在1902年，东北地区两条铁路大动脉即将告竣，吉林将军长顺奏请修建吉林至长春的铁路，以便于南满铁路相连。户部同意拨银八十万两，如有不足，由吉林省筹集。不过，当俄国人知道这个消息后，他们以吉长铁路与东省铁路平行影响东省铁路的经营为由，要求由东省铁路公司修建此路。日俄战争爆发后，吉长线修筑一事暂时中止。

1905年，吉林将军达贵再次奏请自办，款项由度支部拨八十万两，吉林省拨银79。9万两。正当吉林人民对吉长线翘首以待的时候，日本却横插一杠，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取得了吉长铁路的借款权。1907年4月15日，外务部大臣那桐、瞿鸿禨、唐绍仪，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在北京签订了《新奉、吉长铁路协约》。规定吉长铁路所需款项半数，即日币215万元，向南满筹借，借款年息5厘，实收九三折扣，铁路总工程师及司账人均由日本人担任，细节上由南满与中国邮传部另行商订。就这样，日本把本属于中国国有兴办的一条铁路掌控在了自己的殖民工具满铁手中。

事实上，在处置中国东北问题上，日本关东州内“文治派”和“武治派”是有矛盾的，但尽力促成此路却是双方的共识。在组织架构上，关东州三巨头形成了平衡与制约，后藤新平兼任着关东都督府顾问，而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兼满铁副总裁，双方势力交错其间。“文治派”以后藤新平为首，强调侵略方式的隐蔽和欺骗；“武治派”以关@东@军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为首，倾向于直接侵略方式。在讨论整体方案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次争吵以《新奉、吉长铁路协约》暂告段落，文治派的后藤新平把这一协议的签订认为是文治派得胜的标志，殊不知此事一经披露，立刻在奉天引起了轩然大波。

且说自从1905年清廷下达预备立宪的诏书后，各地便掀起了立宪活动的浪潮，东三省虽然位置较为偏僻，但亦有波及。到了1907年8月，梁启超和蒋智由在东京建立政闻社，以图靠发动和组织一定社会力量来胁迫清政府认真准备实行立宪政治。政闻社自成立伊始便组织了数次请愿活动，上书要求开国会、实行立宪，并企图打入朝廷内部延揽大权。虽然清廷很快就以“过激举动”为由下令查禁了政闻社，但国内与政闻社性质相似的许多团体仍在为倡议立宪四处活动，且这些团体的首脑往往颇有背景，清政府不得不有所迁就。

为了合理“收编”这类政治团体，当年9月清廷便谕令各省模仿西方议会形式设立谘议局，作为“采取舆论之所”，“惮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年底时奉天谘议局成立，不久又由官办改为绅办，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亦紧随其后。到铁矿与铁路两场谈判开始时，奉天已完成了省谘议局和府州县议会的成立和选举工作。当然，这不是民主政治的开始——议员名义上由府州县各级选民选举，实际上由于选民占总人口的1％还不到，等于是由地方官指定，议会根据有关章程规定，选举议长，定期开会，为地方兴利除弊。由于当时并没有确切的人口统计，清政府以漕粮数等相应折算，奉天省50名，吉、黑都是30名，在全国范围内看来是属于比较少的。虽然奉天省人数不多。但由于徐世昌的手段和开明，有关政治冲击在东北各省虽然不像内地那样轰轰烈烈，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