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部分(第3/4 页)

？冯？鲁登道夫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第一个提出总体战理论的人，是一个主张进攻就是最好防守的人。1865年4月9日出生于是在波森，1904年起，鲁登道夫被调入总参谋部工作。极盛时期的鲁登道夫无疑是一战中最好的陆军指挥官，拥有出类拔萃的战略眼光、组织能力和战术手腕。比如他疯狂地支持无限制潜艇战，结果直接导致1917年美国参加协约国。他的缺点主要在于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而且其精神因素缺乏稳定，面对困境容易陷入沮丧和失望。他是第一个系统探讨总体战争的人，虽然其理论甚多谬误且为人诟病，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和理论意义。

法尔根汉天性小心谨慎，比较适合西线的战壕战，不像很多他同时代的将军，他更倾向于防守而不是进攻，这一战略在西线是正确的，但却不适用于东线，在那里由于他的小心，他拒绝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提出的包围整个俄军的计划。法尔根汉在加入德军早期1899年就到了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一直到1903年，在中国义和团运动期间，他是德军参谋成员，目睹了联军进军北京的过程。回到德国后，法尔根汉在总参谋部工作。

虽然这两个人在后世将会名扬天下，但是此刻只是两个在德军总参谋部供职的中年军官。

不管如何，能见到这两位著名的军事人物，徐天宝一样很兴奋。他热情与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握手，“幸会~！”

鲁登道夫笑着用德语说了谢谢，法尔根汉则是用夹生的汉语说了句：“久仰！”

巴塞尔介绍完，便说道：“我们是奉总公司的委派前来负责与徐先生的合作的，而这两位少校，则是富有威廉陛下的特殊使命。”

“特殊使命？是指三国同盟吗？”徐天宝开门见山的说道

“是的~”鲁登道夫留着卑斯麦式的胡子，说道：“皇帝陛下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派出我和法尔根汉少校前来与贵国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先生接洽，本来我们应该去北京的，但是袁世凯先生最近有了职务上的变动，于是，巴塞尔先生坚持让我们先来见见你~~提出这个足以影响世界形势的战略性提议的人。”

鲁登道夫说的袁世凯职务变动，指的是在今年7月时，也就是徐天宝回到热河后没多久。慈禧太后否定了袁世凯关于预备立宪的官制改革方案，同时袁世凯也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也就是外交部长。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2年前五大臣出洋考察说起。五大臣考察归来之后，慈禧太后下令预备立宪，实行新政，推行改革，以拯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

然后将这场改革运动推向极致——由器物而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就是袁世凯。他逢人便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并自告奋勇地提出将直隶作为立宪的试点省份，面奏慈禧太后，说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按袁世凯的改革方案，立宪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资政院为疏泄舆论的清议机构，责任内阁实质上就是架空皇帝，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袁世凯的这一涉及制度的深层改革方案，虽能推动大清帝国的封建专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型，但也不乏其个人私心。他想在拥有京津军警力量的同时，进京与庆亲王奕同时组阁，奕为国务总理大臣，他做副总理大臣——在控制朝政的同时，也为自己预留后路——慈禧已是日薄西山，说不定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光绪就会从瀛台走上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上。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清楚，光绪对他的出卖定会不依不饶。而与奕同时组阁架空皇位执掌朝政大权，哪怕慈禧故去，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袁世凯的做法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皇室宗族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后，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住他的胸膛厉声叫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及时赶来排解，载沣才没有扣动扳机；守旧派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社会动荡，难以施行；立宪派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只是“大臣专制政体”，而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就连那些太监，听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中有一项是裁撤他们，于是，百余名太监趁他下朝之际将其拦住，百般谩骂围攻，又是奕出面劝解，才给袁世凯解了一围。要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此举引起了慈禧的疑忌与不满，她担心责任内阁制成立后君权旁落。因此，袁世凯的立宪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被慈禧的另外两名宠臣——瞿鸿几与岑春煊借机参了一本（史称“丁未大参案”）。袁世凯几乎动用了所有看家本领，通过花钱打点、疏通关系、伪造假证等手段，好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