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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堵墙，把每个有同样感受的人隔开。”接着，利季娅不无骄傲地写道：“这篇写1937年的小说是我两年探询亲人消息后立即写出来的。我至今（1974年）仍未见到一本在这里、在那时写1937年的小说。”

利季娅的小说用紫墨水写在一个厚笔记本上。自己家里自然无法保存，她的家已被搜查过三次了，全部财产被没收。她请朋友替她保存笔记本。这是极端危险的事，但朋友答应了。战争爆发后，利季娅疏散到塔什干，她在那里得知，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朋友饿死了。临死前，这个朋友把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把笔记本还给她。”这样，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1962年9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同利季娅签订合同，1963年1月，预付了60％的稿酬。3月排出清样，配好插图，马上便要开印。总编辑卡尔波娃和社长列休切夫斯基一致肯定小说的价值。但1963年，形势急转直下，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上面”改变了路线，对文学过分“深入”个人迷信的后果表示不满，要求多写成绩，别再写“错误”，因为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把一切都说清楚了，都改正了。活下来的已从劳改营和监狱中释放回家，并给他们提供住处，甚至还安排工作；死了的给家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还需要什么？何必往伤口上撒盐？个人迷信的后果已经消除，大家忘记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一）（2）

1963年3月，利季娅被叫到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对她说，小说虽已排好，并预支了60％的稿酬，但仍不能出版。编辑用犹豫的口吻说出明确的决定。利季娅感到编辑们都热切地希望她的小说出版，“但编辑部决定不了什么该出版什么不该出版。”利季娅写道。“命令就是命令，禁止的题材就是禁止的题材。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找出版社总编辑——夸奖过我的小说的卡尔波娃。我对她说：‘揭发个人迷信后果仿佛描写卫国战争，三个短篇、三个中篇和三个长篇外加三首长诗就足够了。’‘别往伤口上撒盐’，可每个家庭都有人被害，或父亲，或丈夫，或兄弟，或儿子，而有时一家四口通通被害，亲人们沉痛怀念被害者。战争只进行了四年，可个人迷信持续了三十年。有时全家未留下任何痕迹。战争是骇人听闻的事，但它的原因和危害容易理解。可个人迷信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的产生原因和危害就难理解得多。任何一份文件对后代和研究者都十分珍贵。其中也包括我的小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卡尔波娃厚着脸皮说，“您的小说思想上是有害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党的文件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的会见更进一步地阐述清楚了。我从未看错您的有害的立场。”“您真不害臊！”利季娅反而不知所措了。“您还要感谢出版社呢”，卡尔波娃说，“我们还没让您退稿费呢。国家在您的小说上白白地浪费了不少钱。”“钱？”利季娅反问道，站起来，“您无权让我退稿费。对签订合同的作品，你们应付全部稿酬。我将通过法院索取。”

文学界都知道卡尔波娃是撒谎能手，所以在作家当中有句名言：“像卡尔波娃那样撒谎。”我不知道卡尔波娃写过什么作品，但知道她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编辑必然同作家打交道，免不了得罪作家。应当为卡尔波娃说句公道话：她并非天生爱撒谎，上面政策变了，她不得不紧跟。称赞利季娅小说是一个时期，认定她作品有害则是另一个时期。她不能不服从上面的指示，又无法向作家说明改变观点的原因（有党的纪律），就只好经常说谎了。作家兄弟们怎么这么不理解总编辑的苦衷呢？

利季娅向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法院上告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4月24日开庭。被告法人代表未出庭，由律师代表。出版社的律师指出，编辑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形势下脑子发热，没看出小说的错误，现在学习了党的一系列新决议，用另一种眼光看小说，便发现了问题。律师接着说：“并非我们自己理解了这类题材的危害性，而是党向我们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出版这类题材的作品，因为没有必要，主要是没有益处。”利季娅的律师则强调合同的严肃性，毁约一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律师辩论后，法庭请原告利季娅发言。利季娅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充满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当然，当时发表这类信不亚于给自己判死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