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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便是一例。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也干了不少坏事。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斯洛夫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2）

苏斯洛夫是一生没写过一本书的理论家（他的《三卷集》里的文章和演讲辞都是别人捉刀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宣传陈腐的教条和扼杀鲜活的思想上。他这样做很难说是出于信仰，因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甚至没系统地读过马恩的著作。他是极权体制的产物，是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它的守护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个人已经获得的权势。如果形势发生骤变，他这个只会摘引列宁和斯大林语录的人，很难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以他的水平和能力，充其量当个不受学生欢迎的中学老师。换句话，没有极权主义，就没有他的一切。国家和人民从不在他视野之内。1974年，别柳金画室的一百名画家联名致函苏斯洛夫，要求他下台。信很长，我只摘译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在艺术中还不是最可怕的。艺术像河流，无论您的堤坝，无论您如何想方设法让河水倒流入你们用查禁和摧毁设置的钢筋水泥的河床，都无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们变成执行您荒谬而残酷的意愿的机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罗斯文化粗浅化，宣传极端贫乏的理想，否定苏联人精神兴趣的复杂性。您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使苏联各族人民变得蒙昧，以便您制造毁坏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规律的土壤。

苏斯洛夫1982年去世，死在勃列日涅夫前头，死得其时。勃列日涅夫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都是中央和各地的党政官员，至于普通知识分子，恐怕没有人去，要去，也是被迫的。

（原载《收获》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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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1）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解放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被译成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这位老朋友。

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伦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引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九个月，六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伦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