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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再造手术”，包括清理审批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建立政务中心、实行质量检测，切实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结果是企业活了，社会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机”？

李春城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这三件事，也各有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过去的许多办法治标不治本，你们则试图标本兼治。因此我把你们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称为超越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问，第二呢？

我说，民主不是少数人的事，它是全体国民的事。只有当基层民众都积极介入其中时，这个民主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政权也才可能是稳固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进程中来。这可以说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

李春城又问，第三？

我说，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就应该说是给人民政府注入新鲜活力和运作动力的“强本之方”了。

李春城沉吟道，治本之策，固本之计，强本之方，中天先生过奖了。

我说，倒也没想刻意拔高，更不是说你们就做得尽善尽美，只不过想把话说透彻一点，增加一点力度罢了。因为在我看来，你们这三件事，其实是带根本性的，而且有关联。三个故事，三个说法，三个关键词。

李春城问，哪三个关键词？

我说，科学、民主、法治。城乡一体化对应着科学，基层民主建设对应着民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对应着法治。当然，这种对应也不是绝对的，三件事情中也都有这三种精神。比方说，城乡一体化就意味着科学统筹、民主实施、依法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包含着民主决策、依法选举、科学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则体现着依法行政、科学规范、民主监督。总之是科学、民主、法治。这是全人类追求的普适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嘛！

李春城歪着头看我，没说什么。

我原本就没打算他表什么态，便接着说，当然，我不能肯定你们当初就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是如此。实际上，管理国家的事，只要做得对，就一定会体现出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因为这是普适价值么！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么！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都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还想把你们的实践，你们的经验，再概括为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成都方式。

李春城问，为什么是“方式”呢？

我说，因为别的表述都不合适。我是不喜欢什么“共识”或者“模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看看历史就知道，世界上哪有什么成功的“共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华盛顿共识”也破产了。不是这些“共识”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地区、一切民族的“共识”。再说了，你自封为“共识”，人家认账吗？人家投票了、签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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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3）

李春城笑问，为什么不能是“模式”呢？这个词不是常用吗？

我说，“模式”这个词，也是有问题的。所谓“模式”，即模型与范式。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定型”，模型嘛！也意味着“就范”，范式嘛！还难免意味着一成不变、故步自封、依样葫芦。当然啦，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人，也许并没有这层意思，但它给人这种感觉。因此我既反对“共识”，也不赞同“模式”。

李春城再问，“方式”就好吗？

我说，“方式”不是“共识”，它只是一家之言。“方式”也不是“模式”，它只是探索之路。事实上，我们可以不要“共识”，却不能没有“认识”；可以不要“模式”，却不能没有“方式”。因为虽云“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但这条路怎么走，怎样走才既符合本国国情，又方便快捷，还可以持续发展，就取决于“方式”了。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你瞄准了方向，也选对了道路，但是不会走，也要出问题。因此，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