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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我们怀念在“御花园”的那段好时光，回想起来就像做了一场梦。在兴湖农场共呆了二年七个月，我和其余二百余劳改犯一起转场到了山东双山农场。还要提及一点的是，陈涛转到另一农场不到一个月便死去了。据说是他研究了老龚留下来的生物书，他认定咬了他的是一条有毒蛇，而不是老龚所说的无毒蛇。这就给他的精神造成很大压力。他觉得留在他体内的毒素迟早会要他的命，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整日像丢了魂魄。后来开始疯言疯语，再后来就一卧不起。直至合眼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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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一

我一九六六年春节过后由双山农场转到了我乐岭农场。这时我已经在众多的劳改场所里度过了八年多刑期。事实证明，在度过了头一年难熬的劳改时光后，以后的日子也大致可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老话来形容了。想想也真让人嗟叹。苦难的时日在匆促中默默滑过，我想还与精神的麻痹有关，什么也不去多想，思想懒惰得厉害，意识像冬眠般被深深地埋藏，精神活动更多是本能的反应，猪狗一般。与灵魂的枯萎成正比的是肉体的日渐强壮。如果硬要附会管教干部“劳改富于成效”的宣称，那么这成效也只是体现于躯体而非思想。思想已几近一个空壳，像一只掏空了的葫芦在水皮上飘飘悠悠。我们都成了地道农民，从外形到技艺都没半点差池。在农业人口已占绝对优势的国度又增添我们这些变种的一群，真不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双山农场转我乐岭农场，此时离我九年刑期届满尚不到十个月，就是说自由在即，我不明白已“临秋未晚”了还有什么转移的必要。况且听从我乐岭转来的犯人讲那边比这边要“邪乎”得多。因此这最后一次转场（后来证明并非最后一次）使我感到甚不情愿。后来我才听说，这次转场是整个劳改系统的一次“战略性”大行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微妙变化，当局对聚集于京津要害地带的政治犯产生深深的忧虑，担心在某个时候会生出什么事端。于是将几个农场的政治犯一并转移到偏远的我乐岭农场。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犯大集聚局面。许多旧日难友在这里重新聚首。这机会也是千载难逢的。

我乐岭位于河北与山西之接壤处，地势起伏，满眼是连绵的群山。时令尚为初春，山顶上的积雪还没完全融化，远远望去像围着一圈威严的白发老人。据说我乐岭原先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劳改单位，营的编制，几百亩土地。后来扩大为师的编制，数千亩土地，容纳上千名犯人。有人说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劳改事业，相信此话不讹，遍布全国的一个个本来很不起眼的劳改场所就好像揉进了酵母的面团，眼见得就蓬蓬勃勃壮大。我乐岭，这名字也是意味无穷。当地人将“我乐”发音为“窝乐”，无论是我乐还是窝乐体现的都是安乐的意思，天晓得将这么一个不毛之地谓之为安乐窝是当地人以苦为乐的天性使然，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反正我知道对于我们这些被运送到这里服刑的犯人而言，这名字实在是一种讽刺……

可以说在我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生涯中我乐岭农场是最不堪回首之处，以至每每回想除我乐岭之外的其他劳改农场所便不由生出怀恋之情，想到在那里的种种好处。比如在草庙子看守所没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审讯期间没有遭受肉刑；在清水塘农场相对宽松，还可以用笔提纲挈领记下一些事情；而“世外桃源”般的御花园自不必说，即使在犯人普遍反映劳动强度过高的兴湖大场总还有能让人喘口气的时候。我乐岭就不同，这里所有的方面都可以用“邪乎”两字来概括。这里可以说是地狱中的地狱。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下我甚至突发奇想：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能再回到其他一些劳改场所。

我所说我乐岭不堪回首，其实更是难以回首，无法回首。因为在这期间我没有在纸上留下一个字，一切只能凭借记忆。这使我感到恐惧，感到茫然无措。我总是依赖文字，认为白纸上的黑字如同钉在墙上的钉子，有钉子才能挂住许多东西，而有文字就能牵引出许多沉沉往事（如清水塘期间留下的大事记对未来的回忆就大有裨益，而在御花园期间留下的那本日记使后来的记忆更为清晰）。到我乐岭后我好像回到了人类的蛮荒时期，似乎人世间没有发明出笔和纸。我要说明的是不留字迹并非是担心所谓“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也并非是谨记犯人中流传的：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由此可见白纸黑字最要命）。都不是。而是我乐岭劳改当局严格禁止犯人进行一切“非正当”书写（正当书写界定为思想汇报，检查材料及揭发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