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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至人民日报社和京华时报社领导，致使不明真相的有关领导对自诉人进行调查，使自诉人的正常工作严重受阻，并于6月份又再次被迫辞职。

2001年10月，被告又以“紧急举报”形式向《法律与新闻》杂志（地址朝阳区花家地甲1号）编造假案，诬称“假记者石野靠在异地投稿勒索为生计，已多案在身，广州市东山区法院尚有石野敲诈民办金雁学校10万元一案”，而此事纯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事实是，1998年“六一”前，自诉人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了广州海珠区民办金雁小学老师梁某打伤一名8岁小学生蔡朝林的真相后（此新闻报道系与被告合作），受到校方的恶意诬陷，自诉人将校方告上法庭，后来校方也将自诉人及被告连同南方都市报一起告上法庭，而且被告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报道揭露过有关真相。

此外，2001年3、4月，被告人还向《深圳法制报》、广州的《家庭》杂志对自诉人大肆诬蔑，编造虚假事实。2000年4月，被告诬称自诉人“在南方日报社强奸多名女实习生”，

“在王圣堂暗访时嫖娼，编造假新闻，向境外媒体投稿丑化广东警方形象”。而事实是，1998年4月1日自诉人与被告在报社组织策划下，一起前往广州王圣堂暗访时，遭到黑帮刀枪围攻，危急关头，自诉人以军人的良好素质先救助被告脱离危险，后自己也脱险。此事曾经在1998年6月13日至28日《华西都市报》、《华商报》及《黄石日报》《大冶日报》刑登，当时被告人还提供了自己的照片工亲笔写作数千字的报道，但报社无法发表，被告又想以内参形式刑登出此文，但被南方日报社总编辑范以锦拒绝，并于1998年8月8日就此事作了有关批示。总之，只要自诉人在某家报社杂志社工作，在某家刑物上发表文章，被告人的诬告陷害信就会随之而至。

在被告长达两年的诬告陷害中，自诉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一名政治过硬的复员军人，屡屡遭人误解，不断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次失去正当的工作机会，往来于南北取证，经济上负担沉重，负债累累，致使心力交瘁，夜不能寐，精神恍惚。同时，自诉人全家也因此而蒙上可怕的阴影，老父气得患心脏病，老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弟妹常遭人非议。

在此，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3条关于诬告陷害罪的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和第171条的规定，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审判，维护自诉人的合法权益

我还在后面附上了我收集到的数址份确凿的证据。

当我获知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我的案件后，令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后面的经过更会是那样的曲折和漫长，最终的结果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2001年11月6日，我以刑事自诉的方式向北京朝阳区法院立案庭递交了状词。在等候了二十多天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以为北京的法院不愿受理我的案子。无奈之余，我决定利用与邓世祥在花都法院开庭之机南下广州，向邓世祥工作的所在地海珠区人民法院递交自诉状。没想到，就在我和邓对簿公堂的第二天，我获知：我的案子朝阳法院已经以“诽谤罪”依法立案。他们已于12月向我下达了立案通知书。就在我和邓世祥在花都区法院对簿公堂后的第三天，我又接到朝阳法院刑一庭法官逯某的电话。他称，我的自诉案已受理，法院领导让他负责我的案子，让我尽快到法院来一趟，他有话要当面问我。当他得知我此时还在头羊城时，就催促我赶快回京。随后，他又连续三次下发“诽谤罪”的书面通知至我的代理律师处。而此时的我正好被广州某部门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11天，根本无法脱身。“我无罪释放”后，马上与北京的逯某取得联系，对方在电话里很恼火，根本不听我解释，并扬言我再不在指定的时间内到庭，就要我撤诉，并要求我马上坐飞机赶回北京谈话。我不顾身体虚弱，立即借钱坐飞机赶回北京，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法庭。逯法官中等个子，三十多岁，说话嗓门很大，态度很不好。我第一次到庭时，还是被他当着一位女书记员及我的代理律师的面大骂了一顿。之后，这位逯艳光法官还再三警告我：没有他的同意，不允许就此案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更不能随意写报道。

刚开始时，逯某对我这宗案子还是很重视的。到了2002年4月底，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决定南下取证。4月28日，逯某把我叫到法庭，问我有没有空，能否跟他一起去一趟南方，最好是坐飞机去，这样方便他调查。我想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