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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实有如插足京洛之地的乡下武士,汲汲于保持京津的地 盘,尽量稳健的解决,以求自保。但是二十九军的下层,特别是青年军官们的排日抗日 风潮又甚激烈。加以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使宋哲元就是想表面上接受日本要 求也不可能。
不过,此时田代中将的心脏病发作,已经命在旦夕。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于8日深夜,陆相杉山元即下令,以备对华紧急出兵。 令4万士兵停止复员。
日本军部内部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顿然明朗。日本军部主管作战的 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事变不扩大”的主张。在军队内部得到航空本部长久迩大 将,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寥热可数的几个人支持。
石原莞尔,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角之一,有“关东三羽鸟”之称,被日本少 壮派军人视为英雄人物。当他被调回东京迭任要职后,他却顿悟前非,极力反对继续侵 略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前,就曾坚决主张驻华北的日军撤到长城以外,而将长城以内的 中国领土全部归还,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使中日之间避免发生冲突。
有一次,石原莞尔在京都大学讲演,竟然公开发表惊人的主张:所有应负中日之战 的人员均应发交军法审判。同时他更呼吁应由日本裕仁天皇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和。
多田骏,在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时,亲眼目睹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多田和石原 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方针,均以中国民众普遍抗日排日风潮极为高涨,和中国现在已 经是一个统一国家,而不再是过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况为理由。
“七七”之前,石原少将担心华北会发生突然事变,警惕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密派陆军部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到华北找各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冈本在平津逗 留一个星期,回国后,向石原作了极为乐观的报告:“在华北的日军中,虽然也有部分 人忧虑会爆发事件,但为数极少,从整体看,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石原才略略放心。除此以外,占压倒多数的日本军方首要,无不在秣马厉兵,跃跃 欲试,企图在即将扩大的中日之战中一显身手,如同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中的那些名 将一般。其中最强硬的主战派诸如:朝鲜总督南次郎,鲜朝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关 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内务大臣、海军大将末次正信等。
内阁与军部联席会议上,两派反复激辩,多田骏与末次正信险险乎动了武。
7月9日,陆军部决定了派兵方针,早上8时50分,杉山元陆相便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 式提出派兵案,陆相说:“……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 尤其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 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其他阁僚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
恰好此时,得知中日双方于9日凌晨,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因此,杉山陆相的派兵 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接着,上午11时,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了“不扩大” 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 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的精神,9日夜里就将《关于解 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 认实行: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二、关于将来的必要保证;三、处置直接负责人;四、道歉。
华北驻屯军根据这样精神,10日向二十九军提出四项要求:一、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 作出彻底取缔办法。
石原莞尔以军部第一部部长名义用无线电话命令天津驻屯军,叫他们下令牟田口联 队立即从丰台附近撤退到丰县(指河北省丰县),勿使冲突扩大。可是,天津驻屯军的 少壮派参谋人员却认为:撤退是交战之中军队的最大耻辱。他们悍然拒绝了这个命令。
军部非常不满9日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第二天,参谋本部制定并通过了向华北派 兵的方案。决定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各派1个师团,必要时由日本国内动员3个师团,共5个 师团,两个多月内使中国屈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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