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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人计算，种植一亩小麦，其利润约为6000文，而种植一亩鸦片，其利润为11000文。初之所在，种植者趋之若鹜。当时全国一十八行省，在在都有种植。全国各省区播种面积、产量已相当可观。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906）全国共播种近1800万亩，产量约5800万斤。

鸦片种植到了各地，各地都有了收获，自产自吸的情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总之，由于鸦片国产化，鸦片的价格大大降低；由于种植的推广，即使偏远的内陆地区也有鸦片生产、销售；自耕自足，导致了贫困农民的自种自吸。所有这些使吸食者空前增加。据有关统计，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全国计有鸦片瘾者1300万人，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瘾者，总数超过2000万人。

在如许之多的吸食者中，社会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到社会下层的贫困的农民都不例外。清朝末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访问了中国内地，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一位贫困的农民鸦片瘾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鸦片对人们身心伤害的生动而典型的例证。他在该书第145页中写道：

在中国西部通往宝鸡的路途中，我们行进在大队人马的前面，轿子和轿夫等落后我们一英里。由于道路不熟，领事便问一位农民，“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的第一次问语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又问。此时，这位老农只是轻微地转了一下头。第三次问话后，这位农民茫然的双眼中才闪现一丝灵光。领事就同一问题重复了第四遍，对方才听懂了“宝鸡”二字。第五遍后，他才听懂了“多远”二字。直到这时，这位农民才慢慢腾腾地吐出“四十里”几个字。浓厚而缓慢的回答像是梦游者的呓语。仅仅一个上午，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十多次，我疑惑不解地问领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人天生就这么愚笨吗？”领事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不。或许是因为鸦片。你没听人说过，‘十个陕西人中，十一个是土烟鬼’的话么！”

其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饥馑流行。鸦片弛禁以后，由于其与种植粮食作物相比，比较效益较高，据记载，“种一亩罂粟，平均可变卖白洋200余元，比种粮食作物高十倍多。”（《中国近代烟毒写真》第195页）因此鸦片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每到春季，全国各地都是罂粟花盛开，一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当时，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以及云贵川之省是鸦片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

鸦片国产化的危害（2）

据蒋狄明在《中国禁毒历程》一书的估算，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用地约为1871万亩，全国总耕地为125亿亩，罂粟种植面积占了，其中西南的云贵川罂粟种植面积较多，占了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由于罂粟的种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减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引发了粮荒。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凡是有水灌条件的土地，往往种植罂粟，以取得较高收益。然后，再到附近地区购粮食用。这种情况的大规模发生，使西北地区粮食缺乏，极容易造成粮荒。在同治三四年（1877～1878）间，北方发生了大旱灾，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区草木枯死，粮食绝收，赤地千里，于是造成了北方地区的普遍缺乏粮食。饥饿的人们食尽了山上的草根树皮，再也没什么可吃的了，以至于饥饿而死。据估计，北方地区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了950万人。山西省灾情最重，饥民达五六百万人，饿死者超过了半数，有些村子所有的人全都饿死了，一个也没剩下。这一大灾难，虽是天灾，其实与罂粟种植大有关系。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储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曾文襄公奏议》卷八）但是，经历过此次大饥馑、大死亡，山西的罂粟种植面积并没有减少，照常种植，缺乏粮食储备的情形依然如故，光绪十九年（1893）再次发生大饥荒，死人盈野，惨不忍睹。

四川省虽然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但是沃野千里，到处盛开着罂粟花，罂粟的种植严重地排挤了粮食的生产，使本来粮食产量很多的四川，也出现了缺粮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年份，也需要从湖南、湖北运粮接济。如果“略见小灾，小民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

云南是烟土生产的重要产地，罂粟的种植也危及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据记载，“种烟的季节，是在秋季播种，到次年春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