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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这首儿歌的作者，便是邓恩铭——王尽美的亲密战友。

邓恩铭比王尽美还小三岁，生于一九○一年一月五日（《辞海》一九七九年版“邓恩铭”条目，误为一九○○年生。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冬月十五日，换算为公历，一九○一年一月五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的人物之一。

邓恩铭不仅年轻，而且是水族人。他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的板本寨。那里离荔波县城大约二十公里。水族是中国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据一九五七年统计，中国的水族只有十六万余人，聚居于贵州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都匀、独山一带。水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如此琅琅上口的水族山歌，绝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绅那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邓恩铭从小在这些水族山歌的熏陶下，懂得人世间最质朴的爱与憎。他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行医。他原名邓恩明，字仲尧。他六岁时进私塾，十六岁时入荔泉书院。识字知书，他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据《邓恩铭烈士专集》（《邓恩铭烈士专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一九八三年三月在都匀印出内部参考本）查证，这是邓恩铭十五岁时的作品。以此看出，这位水族少年的爱憎已很鲜明。

十六岁那年，邓恩铭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里远行。那是他的二叔黄泽沛热情来信，邀他到山东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黄泽沛是清朝进士，后来到山东当县官。他其实姓邓。他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他过继给姑母家，于是改姓黄。邓恩铭到了他家，也取了个黄姓名字，叫“黄伯云”。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

使邓恩铭知识猛进，大开眼界。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了。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十八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一九二○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励新》半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创刊。《发刊词》中，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二十岁，而王尽美也只有二十三岁。

第五部分：响应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气。一九二○年九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扬诺维奇初来乍到广州，很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骑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诺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