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第3/4 页)

原来的编练制度，撰写《练勇刍言》，分为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五篇，加以阐述。还撰写了《阵法新编》，强调练胆和练心。他变通古人的成法，认为要以定制变，以整齐和闲定来战胜剽悍，并让副将们实际操演。

王錱还注重提高普通士卒的文化水平，教军士们写字读书，每天讲授《四书》和《孝经》，引经据典，阐明大义，言语生动，比喻贴切，听讲的军士一个个潸然泪下。夜幕降临，王錱的军营中总是传出一片诵读之声，仿佛是一所夜校。

每次出战之前，王錱总是召集副将们团坐一起，指着地图，向大家分析，敌军会从哪里出入，我军要从哪里出击，然后要求每位将领都说出自己的看法，还提问质疑，把问题都谈透了，才敲定作战计划，分派任务。违反命令者，严惩不贷，军纪森严。

曾国藩知道王錱不会为自己所用，也知道自己无法调摆他，便写信给骆秉章说：“璞山是个勇敢的将领，如果归我督带，就必须听我的指挥。如果不归我管，我就不能带他同行。如今大局糜烂，我不是要仗自己的官大而压制别人，也不是妒忌别人的才干和功劳，只是担心一名将领不听指挥，其他将领也会仿效，部队离心离德，怎能打胜仗呢？如果听任璞山自成一军，骆公最好先行奏明。时世大乱了，纲纪却不可乱。”

左宗棠看了曾国藩的信，笑道：“涤生每次感叹人才难得，我都暗中偷笑。涤生问我为什么要笑，我说：‘你的水陆大军，有一万多人，却说无人，难道这一万多人都没用得上的吗？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较能干的，我让他做其他九个人的头，那九个人必然无话可说。依此类推，千人万人，都是如此。’我所用的人，都是涤公没有用完的，或丢弃了不再起用的，王璞山就是其中之一。涤公见我用了有效，他又往往发现了他的长处，想用一用了。然而涤公丢弃的人才，岂不是太多了吗？”曾国藩听说了这番话，也无以为答。

左宗棠爱屋及乌，也重视王錱手下的副将。左宗棠后来出任湘军大帅，虽然王錱己不在世，但他把王錱生前训练的副将们全部网罗到属下，又让王錱的堂弟王开化主管营务处，行军布阵，都遵循王錱定下的规矩。他的部队善于使用城墙、梅花和大鹏等阵法，抵御强大的骑兵，都是继承了王錱的遗产。

王錱1854年在岳州落败，羞愤难当，自杀未遂。曾国藩骂了王錱。但紧接着曾国藩自己就在靖港大败，也是羞愤难当，投水自尽，被人救起。这两个互不买账的湘乡人，遭遇是何其相似！

骆秉章始终护持王錱，罢了他的官职，却不夺他的兵权。王錱则痛念这次失败的原因，深求万无一失的致胜之道，大有心得。此后听从左宗棠指挥，致力于湖南的防御作战。他的部队不过一千人，在省内奔波，常常几天吃不上饭，靠着精神的激励，转战于湖南与两广交界的崎岖山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孤危百战，坚持了三四年之久，阻止了各路会军进入湖南的脚步。由于战功累累，得到了按察使的官衔。

在这几年里，曾国藩被困江西，分军四出，屡为石达开挫败，与历届巡抚闹得很僵。御史萧浚兰陈述江西军务被动，文宗下旨责问曾国藩。

在这时候，王錱却为曾国藩说好话。他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信说，曾国藩心事犹如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性情刚正，不屈不挠。他的作为顺利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然后，他写信给身在江西的曾国藩，对自己疏远曾国藩表达了歉意，并将曾国藩引为知音。他说，世上有人表面上没有来往，其实神交于千里之外。不但俗人不能理解，即便是一些有识之士，也只看到表面，察觉不到他们的内心。他几年来南走五岭，北奔洞庭，很怀念在衡州与曾国藩在一起的日子。

曾国藩读了这封信，心下也就释然了。

140

曾国藩回家为父亲守丧期间，江西的湘军处在惨烈的激战中。李续宾进攻九江，刘腾鸿和李续宜围攻瑞州，刘长佑和萧启江图谋临江，黄冕和赵焕联攻打吉安。这些部队屯驻在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屡次作战，胜败无常，良将一个个死去。于是左宗棠为骆秉章起草奏章，说石达开在太平军的大将中以计谋见长，能够收复民心，在部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每次作战都挑选死士，给予丰厚的报酬，收为亲兵，多至几千人。临阵时让别的部队打前锋，而将死士放在后面督战。前锋战败，便派死士赴援，往往转败为胜。胜利时将精锐全部派出去掩杀，官军往往一败涂地。驻扎时忽东忽西，突隐突现，打乱官军的谋划。行军时忽慢忽快，或合或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