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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常德知府景星、副将富勒敦、同知李春暄和武陵知县朱元增战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4年，咸丰四年（14）

接着，太平军分兵攻占常德东南方七十里的龙阳，即现在所说的汉寿。从宜昌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在这里与石祥祯部会合，北上进攻澧县和安乡。

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曾国藩不得不派兵应对。他派胡林翼、周凤山和李辅朝率领湘军陆师增援常德。时值洞庭湖涨水，湘军无法前往，只得退保益阳。当时湘军水师正在修船，无法前往洞庭西部援救，但太平军水师还是不敢进入湘江。他们在常德驻留十五天，于6月25日放弃常德城，向北撤走。

当时的军情，太平军在湖北和湖南，活动十分频繁。曾国藩急于整编部队，修理船只，以便再次出征。

曾国藩总结前段作战的经验，认为湘军兵员不精，缺乏训练，便把原来的部队淘汰到只剩五千多人，又新募几千名勇丁。他把罗泽南和李续宾从衡州调到长沙率领陆师部队，从广西调来与早期太平军多次交手的知府李孟群，以及他率领的一千名水勇，游击沙镇邦也和李孟群一起赶来。又从广东调来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和他的几艘战船，以及四百名水勇和一百尊火炮。曾国藩还上疏，请求朝廷批准代理提督塔齐布随湘军出征。

从此，罗泽南又回到曾国藩的帐下，塔齐布也继续跟随曾国藩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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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曾国藩从创建湘军的时候开始，直到这次在长沙整顿湘军时为止，很好地贯彻了江忠源和他本人为湘军制定的将由亲选的原则，但对书生带兵、兵归将有的原则，却无法照顾周全。他不拘一格搜罗人才，从塔齐布到彭三元，从杨载福、萧捷三到鲍超，曾国藩选用的这些将领，都不是书生出身，但他们为早期的湘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曾国藩从四处罗致职业军人的举动，一方面表明他对于书生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十足的把握，另一方面，表明他在当时无法笼络更多有军事潜力的书生。诸如王錱、刘长佑这样一些具有作战经验的读书人，没有带着他们的部队跟随曾国藩出省作战，不是因为曾国藩不愿意要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对曾国藩言听计从。

此外，曾国藩急于创建水师，而书生中暂时缺乏指挥水上作战的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起源于江忠源的湘军体系，从大的框架上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独裁专制的军事系统，其中的人事组合，不仅伴随着战争事件的偶发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生的意气，各人的选择，乡情、私谊和世交，社会关系的亲疏，以及文人之间的好恶成见。

如果要深入地探究湘军的组织建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仅以王錱而言，曾国藩和他是同乡，但曾国藩不喜欢他，他也不买这位团练大臣的账，但左宗棠却很喜欢这个湘乡人，于是湘军就因这些私人喜恶而发生裂变与重组。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湘军便因书生的个性而形成一个山头林立但又彼此关联、相互照应的疏松的大体系。

湘军即将出境作战。曾国藩请求清廷发给空白执照四千张。其中有两千份内捐虚献执照，另两千份是捐监生的执照。有了这两种执照，湘军能够很方便地募捐筹饷，也能培植忠于湘军的社会根基。

由此可见，清廷已经允许湘军结成一个松散的集团。其中有层层依附的军事组织，也有互相声援的政治关系。军事首脑慢慢演变成政治首脑。湘军集团内的官吏任免，只要本集团内部没有发生争端，清廷都会照准。曾国藩的幕府是清代幕府中最为庞大的一个，人数超过二百人，人才济济，包罗万象，功能齐全，完全能够行使政府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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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6月以后，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战场，太平军明显地占了优势，对武昌的攻坚，已经进入尾声。

湖北巡抚青麟于6月5日派杨昌泗和魁玉的部队在矶窝攻击太平军，获得小胜。然后，这两人的部队在武昌城外扎营，只能自保。太平军的船队，从汉口渡江，进入塘角鲇鱼套，侯凤歧率部将太平军击退。

武昌外围在勉力支撑，但城内的守军饥饿疲惫，居民大批外迁，武昌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满洲正白旗人青麟素来性情宽和，颇得人心。部队几个月得不到薪饷，士兵们仍不忍心离他而去。于是他拿出裘衣和金银玉器犒赏部队。粮食没了，便与士卒一起吞咽糠麸。

1854年，咸丰四年（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