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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揪斗人的时候，马寨大队里的红卫兵们，曾经组织过一场批斗他的群众会，那个素来与他不睦的教唱歌的丁老师，跳上主席台，愤怒地揭发过他的若干反动言论，其中就有他宣扬美国科技先进的一些话，说他是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向党进攻，向祖国的花朵放毒。说到激愤处，丁老师说，陈聪老师改不了狗吃屎，反动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举例说，陈聪老师早在1956年反右倾的时候，小师范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他打着向党提意见的旗号，写过一首“枣核诗”，内容是：

饿

粮 少

吃 不 饱

不 敢 大 吵

束 束 腰

算 了

唉

这首歪诗，明显是在攻击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丁老师讲得两嘴黏沫，把陈老师批斗得满头大汗，站在台子上，腰勾得像一只醉虾。

后来，丁老师又发现了陈聪老师自己用一个二极管、一个可变电容器、一根磁棒绕成的线圈、一根天线和几节干电池做成的简易收音机，就说他用这种装置偷听敌台广播，里通外国，是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然后逐级向上报告，县里和区里的教育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夺到领导权的县教育局的革命造反组织头头一声令下，把他开除出了教师队伍。这件事对杜小宝和他的同学们震动很大，谁也不会相信，可亲可敬的陈聪老师会是阶级敌人。

在陈聪老师卷起铺盖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一群孩子哭哭啼啼地送走了他们最好的老师。陪着学生们送陈老师的，还有大队文艺宣传队里那个唱“李铁梅”的春妮，她没有哭，用一只她亲手织的网兜，提着陈聪老师的洗脸盆子，跟在陈聪老师的身后，形影不离，而且越送越远，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一天起，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失去了一根台柱子。这个身架齐整、脸庞端庄，带点黑红色的漂亮姑娘，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在苦涩人生中扑腾的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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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布（1）

在小宝他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要路过大队的染坊。他们几个小伙伴们在路上玩足了，玩够了，还要到染坊里吊着的布条间相互追逐。这个染坊不属于哪个生产队，是大队组织的社队企业，也是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大队干部的小金库，大队会计就兼着染坊的会计。

染坊的院子里，矗立着几个杉篙搭起的高高的木架子。看过张艺谋的电影《菊豆》的人肯定知道，这种高高的木架子，是用来晾晒染好的棉布用的。只不过我们这里的染坊染出的都是清一色的老蓝布，没有他那种花花绿绿的大肆张扬。

那个时候，国家每年发给每口人七尺布票，又叫“布证”，妇女们生了婴儿，还有五尺布票的奖励补贴。用这些布票到双代点扯“洋布”，根本不够穿，况且还要花一定的钞票。只有娶媳妇或者定亲的人家，才肯咬紧牙关，舍得消费布证、花钱，所以家家户户都要纺花织布。纺花织布是做女人的基本功，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得练起。不会纺花织布的女人是笨女人、懒女人，是被其他女人瞧不起的。

那个时候，闺女出嫁的最好陪送，除了棉被、新衣、脸盆这些生活用品外，生产用品就是纺花车和织布机及其附属设备，用这些制造丝丝线线的东西，紧紧地缠绕着妇女们的一生。

织布这种活儿，在我们那里叫“安布”。安好的土白布，比机制的“洋布”布幅较窄。为了测量长度，用一种叫做“白布尺”的尺子，这种尺子比正常的尺子要长得多，是裁尺的一尺八，有国际标准米尺的半米以上。从织布机上卸下来的一匹布，用这种尺子丈量大约只有十三四尺。

你要是知道这种布的生产过程，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一针一线确实来之不易。织出来的每一寸白布，都是女人们汗水的结晶。要经历纺线、浆线、拐线，再摇到一种四条腿的“摞子”上。

安布前，妇女们首先要在一块打扫干净的空地上走经线，十几只“摞子”并排放置，每一个“摞子”抽出一根线头，透过上面用“秫秆莛子”弯成的圆弧，形成一束线，一个妇女牵着这束线，在地面两端相隔两丈来远，分别揳有四五根小木桩的场地里来回走动，盘在木桩上。有一根主桩，上面的线还要打上墨儿，作为记号。一场下来，走经线的女人差不多要走几十里路，小脚的妇女累得要死，脚脖肿胀。线盘完后，要在竹篾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