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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是一块木板，一头刻出一个槽，钉上一片钐刀，只要拿着红薯在上边用力推，就可以擦出红薯片来，当然要小心伤了手掌。后来，有了一种手摇的、铁圆盘上装有三片刀片的切红薯片机，工作效率比木板切片工具高不了多少。红薯切成片以后，撒在地里，摆成一片白花花的，如果有风，有太阳，两三天就可以晒干了。就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半干的薯片就会发生霉变，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情。要知道，红薯干也是人们最需要的粮食啊。队里要逐户收一部分上缴，自己家里也要留下一些作为口粮。

红薯秧子其实也是一种财富。红薯叶子可以拌面蒸蒸吃，干了的秧子可以用来喂羊、喂牛，家家户户都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挂在没有树叶子的树杈子上，各家门前的树上，都挂有大团大团的红薯秧子，群众用这种简易的方式，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当做冬季的牲口饲料。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雪，黑团团的红薯秧子上边，蒙上很厚的一层白雪。小宝奶奶帮助小宝爹在树下拽一些红薯秧子喂羊，上边“扑扑”地落了小宝爹一脖子雪，小宝奶奶一边帮小宝爹扑打着雪，一边嘟囔着说：“唉，要是六○年有这些红薯秧吃，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哪！”

小宝奶奶的叹息说的是一个真理。吃，无论到任何时候，永远是人类及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现在的人，讲究的是阳光、空气和水，把食物似乎给当做小数点后边不需要精确的数字，给忽略不计了。可生在杜小宝以前多少时代的人，对食品顶礼膜拜，长大以后的杜小宝，想起这些就揪心地疼。他记得，七太爷在喝饭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把碗再刮一刮吃掉；奶奶也在有时候，煮的饭少了，自己只吃一碗，吃完后在碗里舔一舔，舔得干干净净的。奶奶不仅舔碗，就连吃红薯时，也从来不剥皮，他们家的那条瘦狗在奶奶吃饭时，就不到奶奶的跟前，只跟着小孩子们拾红薯皮吃。

1958年全民过大集体生活，吃食堂饭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允许再做饭吃。刚当上大队民兵营长的刘庆典血气方刚，带着一群纠察队员挨家挨户搜查，谁家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动烟火，就把这家的主人弄到大队里“炒铁蛋”。“炒铁蛋”是当时人们发明的一种斗争人的方式，让被斗的人站在中间，一群人围着前后左右地推搡。到了杜小宝家时，小宝三岁的小妹妹小朗，正在吃一块玉米饼子，听到人声，“刺溜”一下钻进了里屋。在搜查的过程中，简直吓坏了小宝的妈妈，小宝妹妹小朗一直贴着墙根站着，瞪着一双黑黝黝的小眼睛，跟着这群如狼似虎的人转。纠察队员们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窝蜂地转向了另一家，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小宝妈妈把小朗拉了出来，小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从胳肢窝里把那块小小的饼子交给妈妈，说啥也不吃了。

美食

六队的粉坊，是一年一度到刨了红薯以后才开张的。具体的做法是，队里留足了群众的口粮，把多余的、刨伤了的、个子大的红薯全部拉到了粉坊院子里。开始打粉前，劳力们抬着红薯到河里，把盛满红薯的筐子放在水里，用破笤帚把子，使劲地捣，捣去泥土，也捣去了一部分红皮。又抬回粉坊院子里，用石碾或者石臼破碎，对上水，放在吊单里反复冲吊，好像吊豆腐一样，流下来的红薯汁液，经过沉淀，就澄出了粉芡。这些粉芡用吊单包起来，成了四五十斤重的粉蛋。

做粉条时，最累人的活儿是和粉面，一群壮劳力围着一个大缸反复捶揉，把粉面和成很筋的粉面浆，挖出一团就可以下粉了。

在一口开水大锅处，粉匠站在锅台上，拿一只下面钻有指头粗细几个圆孔的大瓢，在上边不停地捶打瓢把子，银丝一般的粉条就顺势流在了大锅里。站得高一点，下出的粉条就细一些。一边另有人把煮熟的粉条捞出来，用一根竹竿挑着，找地方晾晒。每打一瓢，就完成一扇粉条。

下粉条一般是在下午进行，因为下好的粉条可以通过夜里冻成一块儿，第二天，敲打一下，把掬出来的冰敲掉，粉条就更加容易晾干。

近水楼台先得月，下粉条的人可以先吃到新鲜的粉条。在锅里剩下的碎粉条，他们捞出来，用清水漂一漂，加上蒜汁、辣椒糊就可以食用。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饱的。

用红薯粉芡做成的粉条发黑，人们发明了一种办法，在做粉条前，先把粉蛋用“龙黄”（硫磺）熏蒸一下，这样做出来的粉条发白透亮，很好看。其实这样做，降低了粉条的质量，吃起来还有一种怪味，要是现在，食品卫生部门肯定不允许这么做。但在当时，这种做法却很普遍。六队的粉坊是他们的副业，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