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很幽默，我进组没两天就第一个跟他混熟了，后来我在他身上总结出一条规律，陌生人跟他初次接触时大都会称他‘这汉子’，跟他混了几天之后就变成了‘这小子’。

吉丹青，河北人，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五官端正，文质彬彬，头发梳的特齐，典型的白面小生形象。吉丹青有一点不好，就是死板，爱认死理儿，凡是他认为对的别人说破大天都没用。他枕头边上常摆着一本泛黄的毛主席语录，说每天晚上不诵读一遍就睡不踏实，但是若论起才学来，组里无一不甘拜下风，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只要你能问出来，吉丹青几乎张口就答，这一点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吉丹青这仨字听清来像是鸡蛋清，我们也一直称他蛋清。

老段，原名段宏杰，超自然小组组长，五十多岁，大背头，中等身材，下巴上留着胡茬，有事没事总爱皱皱眉头，接触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老段典型的外冷内热性格。因为经历的关系，老段行事稳妥，经验老道，极少有行差步错的情况发生。总之这些时间相处下来留给我的感觉就俩字：靠谱。

说起老段，他的来头可真不小，抗日战争那会，他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师，为抗战的胜利作出过极大贡献。建国后，老段继续留在东北军委工作，负责解决抗联遗留问题。中央正是考虑到老段的领导水平与工作能力，才任命他为东北地区超自然小组组长。

楚铁生，也就是我自己，生在渤海湾，标准的身高，标准的相貌，标准的知识水平，也就是因为一切都过为标准而显得平庸无常，果然应了那句老话‘身怀百艺，不如一技之长’。想想也全怪自己。父亲走得早，据母亲的话讲，就打我出生那会见我一面，后来便再没有回来过，部队上的人捎话来说父亲牺牲了，我跟母亲也就信了。后来母亲也没再改嫁过，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成人，没少吃苦。国家当时对于抗日烈士家属提供了一系列优抚政策，包括给我提供上学的机会，记得那会外语还主要是以俄语为主，为了练习俄语，我常用手把舌头卷一个弯才说话，可当时玩心太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什么都没学扎实，一事无成。

至于超自然小组为什么会收纳我这样一个资质平平的人，渊源还要从我那英年早逝的老爹说起。

老段在东北抗联任职那会，我父亲正在国民党空军第七大队第二中队担任侦察机飞行员，在一次执行战略侦察任务时，恰巧碰上老段的小分队正遭遇日军的围堵，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我父亲扔下几枚烟雾弹，在烟雾弹的掩护下老段带领着他的小分队顺利突围，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两人再次偶遇，脾气相投，自此便建立下深厚的革命同志友谊。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老段我都以段叔称呼，超自然小组正式组建之后，老段便命令我改口，叫‘老段’或者‘段组长’，我闲后者太长，便一直一直‘老段’‘老段’的叫了一年，叫到现在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记得老段第一次邀我进入超自然小组时态度很神秘，他没有直说，而是侧面暗示我，“铁头儿（我小名），想不想跟段叔闯荡一把，展展拳脚？”那口气像极了现在**老大招募小弟的架势。我当时也是二十多岁的年纪，一腔热血，一听是大展身手，广阔天地炼红心，便一口气应了下来。也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东北的十月一如既往的干冷，致远跟老段打小就习惯了这样的环境，而我跟蛋清就不行了。刚进入超自然小组的第一个冬天，我跟蛋清几乎是抱着火炉子度过的，即便这样，蛋清仍冻烂了一只耳朵，我则是冻得十个手指头全都粗了一圈，两手肿的跟熊掌一样，又疼又痒。经过一年多的磨练，我跟蛋清几乎掌握了各种祛除寒冷的办法，这才慢慢适应了下来。

我记得是在十月的尾巴上，当时的天气依旧冷清，呼呼的白毛风刮的人心里发毛，超自然小组的办公室内挤满了八个人，使得本就不算宽敞的小屋更显狭促。

除去我们东北地区小组的四名成员之外，还有四个陌生男人，衣着整齐，显得很干练。蛋清最后一个到场，进屋时明显愣了一下，大概是被这四个人的气势唬住了。

“都静一下。”

坐在第二位置的老段首先开腔：

“你们先看一下材料，十分钟之后继续会议。”

说完老段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我数了数，总共九份。接着老段分别给我们发了一份，剩下的一份递交给了坐在首位的黑衣中年男子。

接下来便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四周的空气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