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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向国际足联执委会通告。但请你们相信，我本人是真心实意愿意解决中国问题的，只是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途径。”

下午我和王亦洲同志陪阿维兰热等去登长城。不知是时差影响，还是上午会议气氛太压抑所致，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内他只讲了几句话，就打起了瞌睡。只是在登上长城后，他才做出少有的伸展双臂的动作，笑着说：“解决中国席位问题，像登长城一样，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欲速则不达。我绝不是反动派！”

三十多年后，时任香港奥委会主席的霍震霆先生在与我提及阿维兰热先生的第一次访华时，仍会提起当时他们的尴尬处境和对阿维兰热主席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动派”一说。

当天晚上，当时的国家体委一把手庄则栋（王猛同志被江青“四人帮”打击排挤，已调离国家体委）会见并宴请了阿维兰热、霍英东一行。然后根据我们安排的日程又去看了中国和芬兰队的篮球比赛。

5月7日上午，我陪主席先生一行去参观故宫。由于他是首次访华，我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故宫的建筑、历史和趣闻。他对宏伟的故宫建筑表示钦佩和震惊。当天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为他送行时，他除了表示感谢外，还使劲握着我的手说：“我不再重复了，请相信，我绝不是反动派，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会有办法！”

阿维兰热先生是个真诚、耿直的性情中人。我通过与他老人家三天的朝夕相处，确信他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不是极“左”思潮的干扰，阿维兰热先生第一次访华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恢复我国在国际大学生体联的席位（1）

早在1959年时，我国就派队参加了在意大利的国际大学生比赛。但由于当时意大利仍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意方不允许在赛场升五星红旗，由此而引起许多国家同情我国，纷纷降下本国国旗，以表示对我国的支持，造成了赛场上竖立着许多光头旗杆的奇特局面。此后，我国不再派队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活动。

1973年4月，来华访问的国际大学生体联副主席、南通社总编辑奥里奇先生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

1974年年初，阿尔及利亚青体部副司长、国际大学生体联执委塞尔卡先生再次向我国体总提出希望我国提出入会申请。同年国际大学生体联主席内比奥罗先生在与我国体总领导谈话中，也提出希望我国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但由于当时江青“四人帮”正忙于在国家体委打击、排挤王猛同志，抢班夺权，所以虽然我们把尽早提出申请的请示报上去了，但当时的领导仍然坚持“暂不接触，待大多数会员都欢迎我们时再表示”的做法。

直到1975年初，国际大学生体联秘书长比诺（法国人）告知，台湾当局已正式提出申请，要以中国名义入会。他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能代表中国。他已把台方申请压住，希望我方尽早提出申请，这时才惊动了体委领导。在宋中同志的力促下，3月28日，我们上报了“关于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请示”。4月12日，宋中同志以中华全国体总秘书长的名义致函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内比奥罗先生，表示中国大学生体协是中华全国体总承认的在全中国管理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唯一合法组织，全国体总支持它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同一天，由中国大学生体协主席史道同志签署并向国际大学生体联发出了入会申请。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台湾方面从他们在意大利的代表机构了解内情后，随即向国际大学生体联执委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我们在分析了国际大学生体联17名执委的情况后，也及时发函电做了重点人物的工作。

6月20—22日国际大学生体联华沙执委会会议顺利通过了我方的入会申请。执委会决定提交9月份的代表大会讨论，并向我方发出正式邀请，希望我方派代表参加9月份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

1975年9月9日，我作为国际大学生体联外事主管和翻译陪王亦洲同志前往罗马出席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10日抵达罗马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拜会了国际大学生体联主席内比奥罗、秘书长比诺、首席执委海尔米达（西班牙人）以及几位副主席和塞卡尔（阿尔及利亚人）、冈巴纳（比利时人，后为大体联秘书长）等执委。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与许多国家的代表进行了交流，获得了十分积极、有利的信息，并争取到了最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国际大学生体联领导层的支持。

1975年9月16日上午，代表